臣被奉元降指挥委臣体访事宜。臣据吴璘及诸处探报，多言虏酋遣使督责陕西监军合喜，又益以兵，使必争熙河、秦凤、泾原三路新复州县，此亦理之必然。蜀士大夫多以今岁防秋，官军分戍，皆在新边数百里之外，地广兵稀，入寇之路不一，与去岁守蜀口险隘事体大段不同。万一虏骑奔冲，或有透漏，则官军在远，救应不及，而内无捍御之备，意欲退守蜀之旧疆。臣窃以为不然。盖虏中方乱，虏兵在中原者不多，合喜不过签诸州百姓以为军势尔，人皆有不得已之心，而无久练必胜之用，亦何足深畏也？三路之地，取之既难，弃之或易，则新附之民必大失望，异时进兵深入，何以责西人傒望而响应也？臣见与吴璘商量，措置拘收姚仲人马，别立阵队，并教习兴元义士以待用。又于成都府等路蒐集威强兵，以待缓急调发。而臣之愚虑，乃以巩州一城未下为忧。盖腹心之疾未去，则秋深寇至，其于战守必至相妨。臣再三贻书吴璘，而璘之意亦与臣合。比日分中军人马二千，遣其子挺往。初抵城下，虏识认是官军，一城皆震扰，即其日有四甲兵白昼缒而下，具言城中饥虚，皆有求哀乞降之意。约旦夕可复此州，则官军得以全力而保险，决可仰宽西顾之忧也。才俟巩州捷至，别具事宜奏知，伏乞睿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