窃见太平兴国三年初修《太祖实录》，命李昉、扈蒙、李穆、郭贽、宋白、董淳、赵邻几同修而沈伦监修，五年成书。及咸平元年，真宗谓伦所修事多漏略，乃诏钱若水、王禹偁、李宗谔、梁颢、赵安仁重加刊修，吕端及李沆监修，二年成书。前录文武臣僚止九十一传，沆整其阙谬，合成一百四传，凡得姓受禅，平僭伪，更法制，皆创行纪述，视前录稍详。而真宗犹谓未备，大中祥符九年，复诏赵安仁、晁迥、陈彭年、夏竦、崔遵度同修，王旦监修，明年书成。盖自兴国至祥符，前后凡三修。《太宗实录》初修于至道二年，再修于大中祥符九年。祖宗实录皆不但一修，此故事也。《神宗实录》初修于元祐，再修于绍圣，又修于元符，至绍兴初凡四修。《哲宗实录》初修于元祐，再修于绍圣。惟神宗、哲宗两朝所以四修、再修，则与太祖、太宗异，盖不独于事实有所漏略而已，又辄以私意变乱是非，绍兴初不得不为辩白也。诬谤虽则辩白，而漏略固在，然犹愈乎近所修《徽宗实录》。盖《徽宗实录》疏舛特甚，非前二录比。凡臣僚除罢年月，最易知者，其颠倒错乱，往往忘不可晓，况其难知者乎？史院前已得旨修四朝正史，窃缘修正史当据实录，实录傥荒误不可据，则史官自察，旁采博取，考验增损。今实录既疏舛若此，最难以准凭下笔。茍谓开院今已十年有馀，当亟奏篇，则因仍缀缉，亦可粗成卷帙，然臣终不敢也。况徽宗一朝大典，治忽所关最大，若不就今文字未尽沦落，尚可著意收拾，同力整顿，日复一日，必至是非混乱，忠义枉遭埋没，奸谀反得恣睢，史官之罪大矣。臣窃愿陛下特降指挥，用太祖、太宗故事，将《徽宗实录》重加刊修，更不别置司局，只委史院官取前所修实录子细看详，是则存之，非则去之，阙则补之，误则改之。宜从元符三年正月至十二月，每事开具何者为是，何者为非，何者为阙，何者为误，今合如何删修，仍进呈取旨。若一年义例既定，则馀年自可仿此编集。此一无甚难者，但须检勘全备，辨證精审耳。实录先具，正史便当趣成，今不治其本源而导其末流，臣决知其不可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