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平日未尝学《春秋》，比因考究诸家之说，窃谓愿读《春秋》，必先明圣人所以制作之意，苟于宗旨有所未明，虽有得于片言只字之间，终无益也。因有疑曰，《中庸》曰「非天子不议礼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」。又曰「虽有其德，苟无其位，不敢作礼乐焉。虽有其位，苟无其德，亦不敢作礼乐焉」。然而作《春秋》者何也？今胡氏之说，曰《中庸》诚有是言也，不曰《春秋》天子之事乎？止以一言蔽之而不辩何以作《春秋》，终不足以袪方来之惑。既曰不可矣，不敢矣，又从而为天子之事，则圣人之言行盭矣。或曰《春秋》非有所褒贬，特托行事以明王道而已，故曰天子之事。夫如是，则六经皆明王道也，而独于《春秋》曰「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，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」，何也？吴、楚之君，爵则公也，僭则王也，而《春秋》书曰子，此其彰明者，不得谓之无所褒贬也。赏罚不出于时王，而圣人自为之可乎？此所甚不晓，营营于中而未知所决者，敢望不倦指教，幸甚幸甚。至于所谓以夏时冠月，以周正纪事，极为牴牾。周人虽建子，必不以十一月为冬，正月使其以为冬，则是用夏时矣。今孔子虽用周正，而以十一月为春，乃与夏时相悖，安得谓之行夏之时乎？其说春正月无冰，曰今在仲冬之月，燠而无冰，是以周正月为仲冬矣。至其说冬大无麦禾，则曰麦熟于夏，禾成在秋，而书于冬者，有司计岁入之多寡，然后知仓廪之竭也。夫正朔可改而天时一定，今所书冬者，以为夏时之冬耶，则是圣人所用正朔前后自相乖戾。以为周时耶，则麦不熟于夏，禾不成于秋，而冬乃纳禾稼，涤场圃之时矣。不知何以牴牾至此，因书及之，并乞知察，亦以见立言之难也。无由侍坐，以请所疑，临书不胜拳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