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唐书·王圭传》，太宗召为谏议大夫，帝尝曰：「正主御邪臣，不可以致治；正臣事邪主，亦不可以致治。惟君臣同德，则海内安。朕虽不明，幸诸公数谏正，庶致天下于平」。圭进曰：「古者天子有争臣七人，谏不用则相继以死。今陛下开圣听，采刍言，臣愿竭狂瞽，佐万分一」。帝以圭推诚纳言，每存规益，帝益任之，迁侍中。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孙以乐律授宫中音家，技不进，数被谯。圭与温彦博同进曰：「孝孙循谨士，陛下使教女乐，又责谯之，天下其以士为轻乎」？帝怒曰：「卿皆我腹心，乃罔上为人游说耶」？彦博谢罪，圭不谢，帝默然。明日，语房玄龄曰：「帝王纳谏固难矣，朕夙夜庶几于前圣，昨责圭等，痛自悔，公等勿惩是不进谏也」。

臣闻君臣相须，如手足之卫头目也。有是君也而其臣不足以辅之，有是臣也而其君不足以使之，则失其所以相须者矣。故君在审择其臣，而臣在忠事其君，未有君臣之志不同，其德不合，而能成天下之治者也。太宗之说，可谓知者矣。然君之患常在于不能纳谏，臣之患常在于不能尽言。以太宗之明圣，是其于兵机将略、戡定祸乱，足以追迹汤、武，其于躬行仁义、力致太平，足以庶几成、康。其大者既以安定天下，自馀行事，固亦无甚过举也。汲汲然导房玄龄使谏，如此则朝廷之上，一日万几之间，何虑其阙失哉？夫谯责孝孙以教宫中音技之不进，岂亦太常协律之职，实人君过举之细，管仲所谓未能害霸者也。而圭与彦博过虑而言，便有轻士之忧。太宗始亦怒之，终则悔之，又诏玄龄辈勿惩是而不谏。当时责成大臣纳诲以辅台德，可谓无隐情矣，其致贞观之治也宜哉。臣以是知君臣皆正之明验也。且太宗之说固正矣，使其臣不正，其肯为太宗尽言乎？一事之不谏，则天下之事将有不闻者矣。故臣下之邪正，在于言与不言之间，明君不可以不察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