君子之于天下，不求其德之可见，而求使其德之不可见。是以功足以及百世，君子于此辞之而不为；泽足以被万物，君子于此避之而不居。宁举而推之于人，使天下受其赐，而己不与焉。此其用心不亦甚大，而其为道不亦甚远也欤？吴泰伯之将逊，商之将衰而周之将兴，盖可必也。以泰伯之兴而得立于天下，其功之可以及世，而泽之可以被物者，亦可必也。而泰伯方且逡巡固避，若无能然，必举而逊之王季，以待文王之兴，宁使天下被文王之道，而己不与焉。此其志在于天下，而岂屑屑然逊国以为高，逃名以为美哉？孔子曰：「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得而称」。甚矣，世之人不足以知圣贤之意，则以为举当受之国，而与不当受之人，此人之所以难能者。既有逊国之实，而深逃逊国之名，此又人之所难能者，而遂以此为泰伯之至德。夫举国而畀人，好名之士可得而能也；有其德而辞其名，遁世之士亦可得而能也。泰伯之德，岂好名而已乎？抑亦遁世而已乎？是二者皆不足以为德，而况所谓至德者哉？方太王之居豳也，周之王道虽未行于天下，而天下之心已归于周矣。君子幸而出于此时，岂不欲有为于天下哉？使泰伯于此奋然以周家之业自任，天下必不以我为贪；使王道自我而成，天下必不以我为专。而泰伯则不然，以为天命之归，有待于文王；天下之人方陷于涂炭，亦有待于文王。宁使王道待文王而行，不必其行于我也；使王业待文王而成，不必其成于我也。于是脱然舍去其所当传之业，而不以为嫌；远托于蛮夷之地，而不以为陋。以成文王之德于天下，率天下之诸侯环向而惟文王之归。举天下之民，无有远迩，莫不均被文王之泽，而周之勋遂大集于天下，此其心岂逊之以位哉？亦逊之以德而已。岂特为周室哉？将以为天下而已。及夫王道既已行，王业既已成，天下皆知其为文王之功，而己不与焉，此岂寻常逊国以为高，逃名以为美者，可希其万一哉？是知以天下逊于人，犹可能也；逊而使天下蒙其泽，所不可能也。泽及于天下，犹可能也；泽及天下而使人不知其泽之所从，不可能也。非天下之至德，其孰能与于此哉？昔之以位逊人者非一矣。尧之于舜，舜之于禹，以天下逊者也。伯夷之于孤竹，子臧之于曹，季札之于吴，以一国逊者也。其事之大小不同，故其效之浅深亦异。今泰伯之逊，不过区区之豳七十里之国而已，而孔子乃以天下逊归之，此与伯夷、子臧、季札逊一国者何异？而乃加之以尧舜逊天下之名，何哉？尝闻之孟子曰：「以天下与人易，为天下得人难」。君子之不以天下轻授人如此，故尧之逊，为天下得舜也；舜之逊，为天下得禹也。今泰伯之逊，是为天下得文王也。此其用心，岂非尧舜为天下之心欤？尧于此使舜之道及于天下，舜于此使禹之道及于天下，而泰伯于此亦能使文王之道及于天下，此其所收之效，岂非尧舜及天下之功欤？逊行于蕞尔之国，而其道大被于天下，虽谓之天下逊，其谁曰不然？是以伯夷之逊，人不过称其清；子臧之逊，人不过称其节；季札之逊，人不过称其义。而泰伯之德，至于民无得而称，岂非其道之在天下，有不可得而名言者欤？虽然，泰伯所用之心，所收之功，与尧舜同；而其所遭之事，则与尧舜有大相远者。尧舜之逊也，当德业之已成，天下之全盛，而舜禹又皆有已试之功。故尧舜之德，可得而见也。今泰伯之逊也，当德业之未著，天下之未一，而文王之方幼，又无已行之验，故泰伯之德，不可得而见也。孔子之定《书》，于尧舜之逊止直著其事，而未尝论其所以然，岂非以其显而易见也欤？至于泰伯则不然，必断然表而出之曰至德，以明示天下后世。呜呼，泰伯之心，非吾圣人，其谁明之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