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之事在我者可以必为，而在人者不可以必为；见于今者可以必料，而出于他日者不可以必料；图于有形者可以必成，而为于未兆者不可以必成。汉高祖临终之时，天下未有大患难之可忧，而周勃亦无大功业之可见。然帝付托之语乃曰：「安刘氏者必勃」。举天下不可必之理而加之于必然；此盖高见远虑存乎其间，而非世俗之所可知也。窃谓高祖之意有不可晓者四：当其时天下无事，刘氏既安矣，而勃又何安耶？此不可晓者二也。陈平之智足以应变而无穷，而勃椎鲁若无能为者，乃云安刘氏者必勃，何耶？此不可晓者三也。若谓周勃可以制诸吕，胡为乃面属吕后，使用为太尉，又何耶？此不可晓者四也。此其高祖微机乎？尝原帝之亡，嗣君幼弱，诸将尚存，侯王太盛，惟吕后之多谋而更事，然后足以制其变，此高祖之所以不去吕后也。然堇毒足以治病，而亦足以杀人，吕后足以制变，而亦足以起乱，妇人之情，好私其外戚，则诸吕之势必至于倾汉，此又高祖之所以逆知吕后之乱也。然诸吕之祸起于萧墙，缓之则养乱，急之则速变。是必顽然若无能，而使不吾虑；确然若不动，而使不吾察，而后可图也。此又高祖之所以必周勃之安汉也。既知吕氏之必倾汉，又知周勃之必安汉，然私用为太尉，则吕后有致疑之心；勃不绾兵柄，则刘氏无可兴之理，此又高祖之所以面属吕后也。高祖其有忧患乎？何其虑之深而计之尽也？且制天下者莫易于治，亦莫易于乱，盖其发也有状，则吾处之也有方。而最不可为者，莫难于不治不乱之际。以为治耶，则乱藏乎其中；以为乱耶，而治见乎其外。此其祸必阴沉而莫可解。既不可弭其变，又不可听其乱。而诸吕之祸，盖亦在乎欲治不治之间，欲乱不乱之际。欲图之而无可图之形，欲救之而无可救之状。以才与之角，则才有所不足用，将动而求成功，则势有所不可废。故王陵之直而无所措，而陈平之智亦难独任。然则将何为而可耶？曰是必有庞然无能为，颓然若不足虑者，而后可以定乱于天下，此高祖之所以必周勃之安刘氏与！勃为人厚重而少文，故其镇重足以压天下之乱，而使之不能动；其椎鲁足以安诸吕之心，而使之不吾疑。然后徐起而取之，则大事必决于我。方是时，直谏以抗之者王陵也，阴谋而图之者陈平也，合将相者陆贾也。结吕禄者郦寄也，倡大义者朱虚侯也，握重兵者齐与灌婴也，而刘揭、御史窋、张辟疆之徒，皆并力驰骋乎其间。是数子者，皆以其才与之角，惟勃能以不才而合其谋；皆欲动而求成功，惟勃能以不动而制其会。是以入北军而人不知，士皆左袒为刘氏，而诸吕不之觉。安社稷，定刘氏，而天下不见其状。此高祖所以必其成功，而陈平所以自谓不及也。向使勃处危疑，而以区区之才动于其间，则奸人得以乘势而夺其权，又何刘氏之安乎？吾乃今知勃之无能者，乃所以为有能；而不足虑者，乃所以为深可虑也。呜呼，周勃今以无能而安刘氏，高祖亦常以无能而取天下矣。方项羽咄嗟叱咤，其势若飘风震霆，天下以为无汉矣。而高祖以其不智不勇之身，横塞其冲。其顽冒椎鲁，虽足以取笑于人，而卒能张项羽于始而翕之于终，其知人之术，无乃其取天下之术欤！其所以任人者，乃其所以自任欤！不然，何其能必周勃之安刘氏也耶？方其既没之时，天下虽平，而内有诸吕之祸，蓄怒而欲发，不可谓之治，亦不可谓之乱。故高祖知其然也，以其治焉而付之曹参，以其乱焉而遗之周勃。参卒能行其清净无为之政，安然而致其治；勃卒以椎鲁无能之才，安然而平其乱。此非高祖知人之效，盖其御天下之术也。尝观西汉之事有可怪者二：周勃椎鲁少文，而高祖必其能安刘氏；霍光不学无术，而孝武必其能辅幼主。皆卒如所料。盖椎鲁少文者，乃所以安刘氏，而不学无术者，乃所以能辅幼主也。世之人不知夫不才之为才，无用之为有用，疏矣。晁错以其才而发七国之乱，窦武以其才而速宦官之变，西汉以乱，东汉以亡。沈重而不发者，未有不成；疏狂以速祸者，未有不败。故晁错、窦武用，则刘氏必危；周勃、霍光用，则刘氏必安，岂非自然之理耶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