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近因奏陈记注，不得尽纪圣语。伏蒙宣谕，正以史官侍立太远，令臣讨论典故。臣窃见今来左、右史侍立，乃在正殿东南隅朵殿之上，漠然并无所闻，诚乖书言记动之义。谨按唐制，凡御殿，则二史侍立于殿上御坐左右，执笔以记言动。其紫宸入阁，天子临轩，即立螭头，逼阶倾耳而听之，或殿上，或螭头，皆得密闻王言，即时记录，證据甚明。许敬宗、李义府、李林甫为政时，其制方废。文宗复之，至今以为盛举。文宗尝与宰相论当世奢靡。时史官执笔螭头，帝谓曰：「适所议论，卿记录未」？以此见虽立殿阶螭头之下，尚得有闻而记述，况侍殿上耶！本朝初，复起居院，梁周翰等讨论典故，虽未精详，然亦但云直于崇政殿以记言，以至国史、职官志诸书所载，亦只云便殿侍立，而无今来东朵殿之说。所谓朵殿，本无经见，若谓与正殿一体，即容设置供奉官员阁于幕次，憩坐自如，则不可全谓之殿也。如果与正殿事体不同，不应侍立左右者，却立于彼，此可谓失记注之地矣。又按王容季所载，称本朝故事侍立于御坐后，欧阳修请侍立于御坐之前。修罢，复立于后。此事虽不见《会要》，然世传之久矣。《会要》独载：「修乞令上殿臣僚退，少留殿门，俟修注官出，面录圣语，仁宗从之」。臣窃料国朝修注官虽立殿上，所谓立于御坐后者，闻见亦自不审。所以修有「留臣僚于殿门，面录圣语」之请，而又有「移立御坐前」之说。要之唐制为详，而本朝之制为略。其原出于建置之初梁周翰等讨论不精之故。当时尚无朵殿之说。今则不知閤门如何相承，却止令立于朵殿。隆兴元年，左史胡诠等建言立非其地，閤门、御史台讨论典故，故欲令起居舍人起居讫升殿，宰执并台谏奏事，权暂东朵殿侍立。候臣僚奏事时，依讲筵例，于御坐前侍立。其意以为宰相奏事所得圣训，中书门下自有时政记，并台谏论事，亦恐难遽漏泄，其他臣僚奏对，初何妨嫌，而使记注之官不得记述以诏万世，诚为漏典。臣窃见行在百司，皆得举职，独左、右史职记言动而职实不举。王言既不得闻，而臣僚奏对，又例以无所得圣语为报，则是记言之职，有名无实。所谓记动者，凡行幸出入，号令设施之类，只凭诸司关报，而国史日历所亦同被受，已先修纂，则后省记注，几成长物。二史之官，号为职清地近，班缀从臣，而瘝官旷职如此，臣所以夙夜惭惧，不皇宁居。伏望圣慈参酌前古盛际，特赐检会乾道元年閤门、御史台已讨论到典故，断自圣心，特制史官侍立之地，以为圣代成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