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唐书·魏徵传》：太宗问：「为君者何道而明？何失而暗」？徵曰：「君所以明，兼听也；所以暗，偏信也。尧、舜氏辟四门，明四目，达四聪，虽有共、鲧不能塞也，静言庸违不能惑也。故曰君能兼听，则奸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」。

臣观汉、唐之主莫盛于文皇，致治之美，庶几成康，考其大要，特在夫兼听而已。当时《司门式》曰：「无门籍者有急奏，令监司与仗下引对，毋得关碍」。又置立仗马二，须乘者听。是以即位四年，国富刑清，底于丕平，非明目达聪之效欤！虽然，帝之初为政也，魏徵以谓「圣哲之治，其应如响，期月而可，盖不其难」。封德彝则曰：「三代之后，浇诡日滋，秦任法律，汉杂霸道，皆欲治不能，非能治不欲」。二者之论，若水火不相入，虽欲兼听，乌得而兼听？惟帝察徵之言可用，信而不疑；知德彝之言不可用，拒而不受，是乃所以为圣也。仰惟陛下勤于求治，切于听言，日御昕朝，延见群下，虽隆寒盛暑与夫休暇之日，召问咨访，未尝少怠。凡文武小大之臣、草茅一介之贱，皆得以情自通于上，其视文皇尚复何愧？若乃言有是非，治忽系焉，圣主既已广尧舜之聪明矣，必将辨邪正以从违，示好恶于用舍。贞观之治，臣且见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