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窃观今日之论国计者，大概有三：曰战，曰守，曰和而已。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，得必有失，是以三者之中，又各有两端焉。盖战诚进取之势，而亦有轻举之失；守固自治之术，而亦有持久之难。至于和之策，则下矣。而主其计者亦以为屈己爱民，蓄力观衅，疑敌缓师，未为失计。多事以来，此三说六端者是非相攻、可否相夺于冥冥之中，谈者各饰其私而听者不胜其眩，虽以陛下之明，盖未能断然无惑志于其间也。臣窃以为此其所以然者，由不折衷于义理之根本，而驰骛于利害之末流故也。故臣尝窃妄谓人主之学当以明理为先，是理既明，则凡所当为而必为，所不当为而必止者，莫非循天之理，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。臣请复指其实而明之。盖臣闻之，天高地下，人位乎中。天之道不出乎阴阳，地之道不出乎柔刚。是则舍仁与义，亦无以立人之道矣。然而仁莫大于父子，义莫大于君臣，是谓三纲之要，五常之本，人伦天理之至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其曰君父之雠不与共戴天者，乃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，发于至痛、不能自已之同情，而非专出于一己之私也。恭惟国家之与北虏，乃陵庙之深雠，言之痛切，有非臣子所忍闻者，其不可与共戴天明矣。太上皇帝念此雠之未报，虽享天位，不以为乐，一旦举而付之陛下者，以陛下聪明智勇，为必能成此志也。然则今日所当为者，非战无以复雠，非守无以制胜，是皆天理之自然，非人欲之私忿也。陛下亦既有意于必为矣，间者不知何人辄复唱为邪议，以荧惑圣听，至遣朝臣持书以复虏帅，而为讲和之计。臣窃恨陛下于所不当为者不能必止而重失此举也。且不知陛下不得已于议者之言而姑为此邪，抑真欲和议之成而为此邪？以为姑为此也，则既为其始，必虑其终。我既请之，彼必报之，不可以苟为也。且苟而为此，欲以何求也哉？无补于事，徒害于理，臣有以知陛下之不为也。以为真欲和议之成也，则议者所谓屈己爱民，蓄力观衅，疑敌缓师，未为失计者，臣请有以议之。夫人以藐然之身位乎天地之间，至微也而能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，以其有仁义之性，而与夫阴阳之气、刚柔之体同出乎万物之一原而无间也。古之圣人所以参天地而赞化育者，岂有他哉，亦顺此理而无所逆焉耳。今释怨而讲和，非屈己也，乃逆理也。己可屈也，理可逆乎？逆理之祸，将使三纲沦，九法斁，子焉而不知有父，臣焉而不知有君，人心僻违而天地闭塞，夷狄愈盛而禽兽愈繁。是乃举南北之民而弃之，岂爱之之谓哉？且不曰爱其君父而曰兼爱南北之民，其于轻重之伦、缓急之序，亦可谓舛矣。夫子为政，以正名为先，盖名不正则言不顺、事不成而民无所措其手足。今乃欲舍复雠之名而以讲好为观衅缓师之计，盖不惟使上下离心，中外解体，缓急之间，无以应敌，而吾之君臣上下所为夙兴夜寐以脩自治之政者，亦将因循隳弛而不复振矣。正使虏人异日果有可乘而不可失之衅，窃恐吾之可忧乃甚于所可喜，而信誓之重、名分之素，彼皆得以归曲于我，盖不待两兵相加而吾气已索然矣。且自宣和、靖康以来，讲和之效亦可概见，虏之情伪，吾之得失，盖不待明者而后知。而小人所以好为是说者，盖惟君子，然后知义理之所必当为与义理之必可恃，利害得失既无所入于其心，而其学又足以应事物之变，是以气勇谋明，无所慑惮，不幸蹉跌，死生以之。小人之心一切反是，其所以专为讲和之说者，特以便其私耳。而谋国者过而听焉，岂不误哉？今使者将还，大议将决，此亦救过补败之时也。臣愿陛下姑置利害交至之说而以穷理为先，于仁义之道、三纲之本少加意焉，体验扩充，以建人极，深诏任事之臣，亟罢讲和之议，大明黜陟，以示天下，使知复雠雪耻之本意未尝少衰。虽使虏意效顺，无所邀索，乃是深有包藏，尤足疑畏。正宜引义拒绝，以伐其谋，然后表里江淮，合战守之计以为一，使守固而有以战，战胜而有以守，奇正相生，如环之无端，持以岁月，以必复中原、必灭胡虏为期而后已。虽其成败利钝不可逆睹，而吾于君臣父子之间既已无憾，则其贤于屈辱而苟存固已远矣。臣愿陛下以此处心，以此立志，则仁义之道明于上而忠孝之俗成于下。人道既得，天地之和气自当忻合无间，而夷狄禽兽亦将不得久肆其毒，则何事之不可成，何功之不可立哉？臣草茅微贱，不识事宜，独以所学妄论大计，惟陛下择焉。取进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