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春赐教，语及苏学，以为世人读之，止取文章之妙，初不于此求道，则其失自可置之。夫学者之求道，固不于苏氏之文矣，然既取其文，则文之所述有邪有正，有是有非，是亦皆有道焉，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讲也。讲去其非以存其是，则道固于此乎在矣，而何不可之有？若曰惟其文之取，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，则是道自道，文自文也。道外有物，固不足以为道，且文而无理，又安足以为文乎？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，故即文以讲道，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，否则亦将两失之矣。中无主，外无择，其不为浮誇险诐所入而乱其知思也者几希。况彼之所以自任者，不但曰文章而已。既亡以考其得失，则其肆然而谈道德于天下，夫亦孰能禦之？愚见如此，累蒙教告，终不能移也。又蒙喻及二程之于濂溪，亦若横渠之于范文正耳。先觉相传之秘，非后学所能窥测。诵其诗，读其书，则周、范之造诣固殊，而程、张之契悟亦异。如曰仲尼、颜子所乐，吟风弄月以归，皆是当时口传心受，的当亲切处。后来二先生举似后学，亦不将作第二义看。然则行状所谓反求之六经然后得之者，特语夫功用之大全耳。至其入处，则自濂溪不可诬也。若横渠之于文正，则异于是，盖当时粗发其端而已。受学乃先生自言，此岂自诬者耶？大抵近世诸公知濂溪甚浅，如吕氏《童蒙训》记其尝著《通书》，而曰用意高远。夫《通书》太极之说，所以明天理之根源，究万物之终始，岂用意而为之？又何高下远近之可道哉？近林黄中自九江寄其所撰祠堂记文，极论「濂」字偏旁，以为害道，尤可骇叹。而《通书》之后，次序不伦，载蒲宗孟碣铭全文，为害又甚。以书晓之，度未易入。见谋于此别为叙次而刊之，恐却不难办也。《舂陵记》文亦不可解，此道之衰，未有甚于今日，柰何柰何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