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者累蒙诲谕范碑曲折，考据精博，论议正平而措意深远，尤非常情所及。又得吕子约录记所被教墨，参互开发，其辨益明。熹之孤陋，得与闻焉，幸已甚矣，复何敢措一词于其间哉？然隐之于心，窃有所不能无疑者。盖尝窃谓吕公之心固非晚生所能窥度，然当其用事之时，举措之不合众心者盖亦多矣。而又恶忠贤之异己，必力排之，使不得容于朝廷而后已。是则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恶之。况范、欧二公或以讽议为官，或以谏诤为职，又安可置之而不论？且论之而合于天下之公议，则又岂可谓之太过也哉？逮其晚节，知天下之公议不可以终拂，亦以老病将归而不复有所畏忌，又虑夫天下之事或终至于危乱，不可如何，而彼众贤之排去者或将起而复用，则其罪必归于我而并及于吾之子孙，是以宁损故怨，以为收之桑榆之计。盖其虑患之意虽未必尽出于至公，而其补过之善，天下实被其赐，则与世之遂非长恶，力战天下之公议以贻患于国家者相去远矣。至若范公之心，则其正大光明固无宿怨，而惓惓之义实在国家。故承其善意，既起而乐为之用。其自讼之书，所谓「相公有汾阳之心之德，仲淹无临淮之才之力」者，亦不可不谓之倾倒而无馀矣（此书今不见于集中，恐亦以忠宣刊去而不传也。）。此最为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难者，欧阳公亦识其意而特书之。盖吕公前日之贬范公自为可罪，而今日之起范公自为可书。二者各记其实而美恶初不相掩，则又可见欧公之心亦非浅之为丈夫矣。今读所赐之书而求其指要，则其言若曰：「吕公度量浑涵，心术精深，所以期于成务，而其用人才德兼取，不为诸贤专取德望之偏，故范、欧诸公不足以知之，又未知其诸子之贤而攻之有太过者。后来范公虽为之用，然其集中归重之语亦甚平平，盖特州郡之常礼，而实则终身未尝解仇也。其后欧公乃悔前言之过，又知其诸子之贤，故因范碑托为解仇之语以见意。而忠宣独知其父之心，是以直于碑中刊去其语，虽以取怒于欧公而不惮也」。凡此曲折，指意微密，必有不苟然者。顾于愚见有所未安，不敢不详布其说，以求是正，伏惟恕其僭易而垂听焉。夫吕公之度量心术，期以济务则诚然矣。然有度量则宜有以容议论之异同，有心术则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，欲成天下之务则必从善去恶，进贤退奸，然后可以有济。今皆反之，而使天下之势日入于昏乱，下而至于区区西事一方之病，非再起范公，几有不能定者，则其前日之所为，又恶在其有度量心术而能成务也哉？其用人也，欲才德之兼取，则亦信然矣。然范、欧诸贤非徒有德而短于才者，其于用人，盖亦兼收而并取。虽以孙元规、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，不入规矩，亦皆将护容养，以尽其能，而未尝有所废弃，则固非专用德而遗才矣。而吕公所用，如张、李、二宋，姑论其才，亦决非能优于二公者。乃独去此而取彼，至于一时豪俊跅弛之士，穷而在下者不为无人，亦未闻其有以罗致而器使之也。且其初解相印而荐王随、陈尧佐以自代，则未知其所取者为才也耶？为德也耶？是亦不足以自解矣。若谓范、欧不足以知吕公之心，又不料其子之贤而攻之太过，则其所攻事皆有迹，显不可掩，安得为过？且为侍从谏诤之官，为国论事，乃视宰相子弟之贤否以为前却，亦岂人臣之谊哉？若曰范、吕之仇初未尝解，则范公既以吕公而再逐，及其起任西事而超进职秩，乃适在吕公三入之时。若范公果有怨于吕公而不释，乃闵默受此而无一语以自明其前日之志，是乃内怀愤毒，不能以理自胜，而但以贪得美官之故，俛而受其笼络，为之驱使。未知范公之心其肯为此否也。若曰欧公晚悔前言之失，又知其诸子之贤，故因范碑以自解，则是畏其诸子之贤，而欲阴为自托之计，于是宁卖死友，以结新交，虽至以无为有，愧负幽冥而不遑恤。又不知欧公之心其忍为此否也。况其所书但记解仇之一事，而未尝并誉其他美，则前日斥逐忠贤之罪，亦未免于所谓欲盖而彰者，又何足以赎前言之过而媚其后人也哉？若论忠宣之贤，则虽亦未易轻议，然观其事业规模，与文正之洪毅开豁终有未十分肖似处，盖所谓可与立而未可与权者。乃翁解仇之事，度其心未必不深耻之，但不敢出之于口耳。故潜于墓碑刊去此事，有若避讳然者。欧公以此深不平之，至屡见于书疏，非但《墨庄》所记而已。况《龙川志》之于此，又以亲闻张安道之言为左验。张实吕党，尤足取信无疑也。若曰范公果无此事而直为欧公所诬，则为忠宣者正当沫血饮泣，贻书欧公，具道其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迹，而俟欧公之命以为进退。若终不合，则引义告绝而更以属人，或姑无刻石，而待后世之君子以定其论，其亦可也。乃不出此，而直于成文之中刊去数语，不知此为何等举措？若非实讳此事，故隐忍寝默而不敢诵言，则曷为其不为彼之明白而直为此黯闇耶？今不信范公出处文辞之实，欧公丁宁反复之论，而但取于忠宣进退无据之所为以为有无之决，则区区于此诚有不能识者。若摭实而言之，但曰吕公前日未免蔽贤之罪，而其后日诚有补过之功；范、欧二公之心则其终始本末如青天白日，无纤毫之可议；若范公所谓平生无怨恶于一人者，尤足以见其心量之广大高明，可为百世之师表；至于忠宣，则所见虽狭，然亦不害其为守正，则不费词说而名正言顺，无复可疑矣。不审尊意以为如何？狂瞽之言，或未中理，得赐镌晓，千万幸甚！后书诲谕又以《昭录》不书解仇之语而断其无有，则熹以为吕公拜罢、范公进退既直书其岁月，则二公前憾之释然不待言而喻矣。不然，则《昭录》书成，欧公固已不为史官，而正献、忠宣又皆已为时用，范固不以墓碑全文上史氏，而吕氏之意亦恐其有所未快于欧公之言也，是以姑欲置而不言，以泯其迹，而不知后世之公论有不可诬者，是以启今日之纷纷耳。如又不然，则范公此举虽其贤子尚不能识，彼为史者知之必不能如欧公之深，或者过为隐避，亦不足怪，恐亦未可以此而定其有无也。《墨庄》之录出于张邦基者，不知其何人。其所记欧公四事，以为得之公孙当世。而子约以为绍兴舍人所记，此固未知其孰是。但味其语意，实有后人道不到处，疑或有自来耳。若《谈丛》之书，则其记事固有得于一时传闻之误者。然而此病在古虽迁、固之博，近世则温公之诚，皆所不免，况于后世，虽颇及见前辈，然其平生踪迹多在田野，则其见闻之间不能尽得事实，宜必有之，恐亦未可以此便谓非其所著也。丹朱之云诚为太过，然欧公此言尝为令狐父子文字繁简而发，初亦无大美恶，但似一时语势之适然，不暇择其拟伦之轻重耳。故此言者虽未敢必其为公之言，而亦未可定其非公之言也。此等数条，不足深论。然偶因馀诲之及而并讲之，使得皆蒙裁正，则亦不为无小补者。唯是所与子约书中疑「学道三十年」为后学之言者，则熹深惑焉，而尤以为不可以不辨。不审明公何所恶于斯言而疑之也？以道为高远玄妙而不可学邪，则道之得名，正以人生日用当然之理，犹四海九州百千万人当行之路尔，非若老佛之所谓道者，空虚寂灭而无与于人也。以道为迂远疏阔而不必学耶，则道之在天下，君臣父子之间，起居动息之际，皆有一定之明法，不可顷刻而暂废。故圣贤有作，立言垂训以著明之，巨细精粗，无所不备。而读其书者必当讲明究索，以存诸心、行诸身而见诸事业，然后可以尽人之职而立乎天地之间，不但玩其文词以为缀缉纂组之工而已也。故子游诵夫子之言曰：「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」，而夫子是之。则学道云者，岂近世后学之言哉？若谓欧公未尝学此而不当以此自名耶，则欧公之学虽于道体犹有欠阙，然其用力于文字之间，而溯其波流以求圣贤之意，则于《易》、于《诗》、于《周礼》、于《春秋》皆尝反复穷究，以订先儒之缪，而《本论》之篇，推明性善之说，以为息邪距诐之本，其贤于当世之号为宗工巨儒而不免于祖尚浮虚、信惑妖妄者又远甚。其于《史记》善善恶恶，如唐《六臣传》之属，又能深究国家所以废兴存亡之几，而为天下后世深切著明之永鉴者，固非一端。其他文说，虽或出于游戏翰墨之馀，然亦随事多所发明，而词气蔼然，宽平深厚，精切的当，真韩公所谓仁义之人者。恐亦未可谓其全不学道，而直以燕、许、杨、刘之等期之也。若谓虽尝学之，而不当自命以取高标揭己之嫌耶，则为士而自言其学道，犹为农而自言其服田，为贾而自言其通货，亦非所以为夸。若韩公者，至乃自谓己之道乃夫子、孟轲、扬雄所传之道，则其言之不让益甚矣，又可指为后生之语而疑之耶？凡此又皆熹之所未谕者，盖尝反复思之而竟不得其说。恭惟明公以事业文章而论世尚友，其于范欧之间固已异世而同辙矣。至于博观今昔，考订是非，又非肯妄下雌黄者。且于六一之文，收拾编汇，雠正流通，用力为多，其于此事必不草草。况又当此正道湮微，异言充塞之际，馀论所及，小有左右，则其轻重厚薄便有所分，窃计念之已熟而处之亦已精矣。顾熹之愚，独有未能无疑者，是以不敢默默而不以求正于有道。所恨伪学习气已深，不自觉其言之狂妄。伏惟高明恕而教之，则熹不胜千万幸甚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