承在县庠为诸生讲说，甚善甚善。但所寄诸说，求之皆似太过。若一向如此，恐骎骎然遂失正途，入于异端之说，为害亦不细。差之毫釐，谬以千里，况此非特毫釐之差乎！三复来示，为之怅然，已辄用愚见附注于下。然其曲折非笔端可尽，恐当且以二先生及范、尹二公之说为标准，反复玩味，只于平易悫实之处认取至当之理。凡前日所从事一副当高奇新妙之说并且倚阁，久之见实理，自然都使不著矣。盖为从前相聚时，熹亦自有此病，所以相渐染，成此习尚。今日乃成相误，惟以自咎耳。如子韶之说，直截不是正理，说得尽高尽妙处，病痛愈深，此可以为戒而不可学也。何由面话，究此精微？临风郁结，无有穷已。国材、元聘为况如何？昨寄得疑难来，又是一般说话。大抵齐仲、顺之失之太幽深（顺之尤甚。），而三公失之太执著（执著者有时而通，幽深者荡而不反矣。），中间一条平坦官路却没人行著，只管上山下水，是甚意思！因书可录此意及二序送之，为致不及书之意。范伯崇学大进，刘德明者亦稍识理趣，皆可喜耳。伯崇杂说一纸附去，可见其持守不差，见理渐明之大概矣。然其说有少未尽，更求之，却以见喻。伯崇去年春间得书，问《论语》数段，其说甚高妙，因以呈李先生。李先生以为不然，令其悫实做工夫，后来便别。此亦是一格也。然其当时高妙之说，亦只是依诸先生说而推言之过当处耳，非如顺之所示，硬将文义拗横说却也。切宜速改，至祝至祝。大抵文义先儒尽之，盖古今人情不相远，文字言语只是如此。但有所自得之人，看得这意味不同耳，其说非能顿异于众也。不可只管立说求奇，恐失正理，却与流俗诡异之学无以异也。只据他文理反复玩味，久之自明。且是胸中开泰，无许多劳攘，此一事已快活了。试依此加功，如何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