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苏氏书，爱其议论不为空言，窃敬慕焉。

苏氏议论切近事情，固有可喜处，然亦谲矣。至于衒浮华而忘本实，贵通达而贱名检，此其为害，又不但空言而已。然则其所谓可喜者，考其要归，恐亦未免于空言也。

为学之道，戛戛乎难哉！

为学之道至简至易，但患不知其方而溺心于浅近无用之地，则反见其难耳。

颖滨「浩然」一段，未知所去取。

反复读《孟子》此章，则苏氏之失自见。

《孟子集解》先录要切处一二事，如论养气、论性之类。

《孟子集解》虽已具稿，然尚多所疑，无人商确。此二义尤难明，岂敢轻为之说而妄以示人乎？来书谓此二义为甚切处，固然。然学者当自博而约，自易而难，自近而远，自下而高，乃得其序。今舍七篇而直欲论此，是躐等也。为学之序不当如此。而来书指顾须索，气象轻肆，其病尤大。

穷理之要，不必深求。先儒所谓「行得即是」者，此最至论。若论虽高而不可行，失之迂且矫，此所谓过犹不及，其为失中一也。

「穷理之要不必深求」，此语有大病，殊骇闻听。「行得即是」固为至论，然穷理不深，则安知所行之可否哉？宰予以短丧为安，是以不可为可也。子路以正名为迂，是以可为不可也。彼亲见圣人，日闻善诱，犹有是失，况于馀人，恐不但如此而已。穷理既明，则理之所在动必由之，无论高而不可行之理。但世俗以苟且浅近之见谓之不可行耳。如行不由径，固世俗之所谓迂；不行私谒，固世俗之所谓矫，又岂知理之所在，言之虽若甚高，而未尝不可行哉？理之所在，即是中道。惟穷之不深，则无所准则而有过不及之患。未有穷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。《易》曰：「精义入神，以致用也」。盖惟如此，然后可以应务，未至于此，则凡所作为皆出于私意之凿，冥行而已。虽使或中，君子不贵也。

前所论苏颖滨，正以其行事为可法耳。

苏黄门谓之近世名卿则可，前书以颜子方之，仆不得不论也。今此所论，又以为行事可法，本朝人物最盛，行事可法者甚众，不但苏公而已。大抵学者贵于知道，苏公早拾苏、张之绪馀，晚醉佛老之糟粕，谓之知道，可乎？《古史》中论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益、子路、管仲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、老聃之属，皆不中理，未易概举。但其辩足以文之，世之学者穷理不深，因为所眩耳。仆数年前亦尝惑焉，近岁始觉其缪。

所谓行事者，内以处己，外以应物，内外俱尽，乃可无悔。古人所贵于时中者，此也。不然，得于己而失于物，是亦独行而已矣。

处己接物，内外无二道也。得于己而失于物者无之，故凡失于物者，皆未得于己者也。然得谓得此理，失谓失此理，非世俗所谓得失也。若世俗所谓得失者，则非君子所当论矣。时中之说，亦未易言。若如来谕，则是安常习故，同流合污，小人无忌惮之中庸，后汉之胡广是也，岂所谓时中者哉？大抵俗学多为此说，以开苟且放肆之地，而为苏学者为尤甚。盖其源流如此，其误后学多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