始予居建之崇安，尝以民饥请于郡守徐公哲，得米六百斛以贷，而因以为社仓。今几三十年矣，其积至五千斛而岁歛散之，里中遂无凶年。中间蒙恩召对，辄以上闻，诏施行之，而诸道莫有应者。独闽帅赵公汝愚、使者宋公若水为能广其法于数县，然亦不能远也。绍熙五年春，常州宜兴大夫高君商老实始为之于其县善拳、开宝诸乡，凡为仓者十一，合之为米二千五百有馀斛，择邑人之贤者承议郎赵君善石、周君林、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馀人以典司之，而以书来属予记。予心许之，而未及为也。会是岁浙西水旱，常州民饥尤剧，流殍满道。顾宜兴独得下熟，而贷之所及者尤有赖焉。然予犹虑夫贷者之不能偿，而高君之惠将有所穷也。明年春，高君将受代以去，乃复与赵、周诸君皆以书来趣予文。且言去岁之冬，民负米以输者襁属争先，视贷籍无龠合之不入，予于是益喜高君之惠将得以久于其民，又喜其民之信爱其上而不忍欺也，则为之记其所以然者。抑又虑其久而不能无敝于其间也，则又因而告之曰：「有治人，无治法，此虽老生之常谈，然其实不可易之至论也。夫先王之世，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，故积之三十年，则有十年之畜而民不病于凶饥。此可谓万世之良法矣。其次则汉之所谓常平者，今固行之，其法亦未尝不善也。然考之于古，则三登泰平之世，盖不常有，而验之于今，则常平者，独其法令簿书筦钥之仅存耳。是何也？盖无人以守之，则法徒为法而不能以自行也。而况于所谓社仓者，聚可食之物于乡井荒闲之处，而主之不以任职之吏，驭之不以流徒之刑，苟非常得聪明仁爱之令如高君，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数公者，相与并心一力，以谨其出纳而杜其奸欺，则其法之难守，不待已日而见之矣。此又予之所身试者，故并书之，以告后之君子云」。庆元元年三月庚午既望，具位朱熹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