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者要须先明王伯之辨，而后可论治体。王伯之辨，莫明于孟子。大抵王者之政，皆无所为而为之，伯者则莫非有为而然也。无所为者天理，义之公也；有所为者人欲，利之私也。考《左氏》所载齐桓、晋文之事，其间岂无可喜者？要莫非有所为而然，考其迹而其心术之所存固不可掩也。宣帝谓汉家杂伯，固其所趋若此。然在汉家论之，则盖亦不易之论也。自高祖取天下，固以天下为己利，而非若汤武吊民伐罪之心。故其即位之后，反者数起而莫之禁，利之所在，固其所趋也。至其立国规模，大抵皆因秦旧，而无复三代封建、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。其合于王道者，如约法三章，为义帝发丧，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，其诚不孚也，则其杂伯固有自来。夫王道如精金美玉，岂容杂也？杂之则是亦伯而已矣。惟文帝天资为近之。然其薰习操术亦杂于黄老刑名。考其施设，动皆有术，但其资美而术高耳，深考自可见。至于宣帝，则又伯之下者，桓、文之罪人也。西京之亡，自宣帝始。盖文、景养民之意，至是而尽消靡矣。且宣帝岂真知所谓德教者哉？而以为不可用也。如元帝之好儒生，盖窃其近似之名，委靡柔懦，败坏天下者，其何德教之云！夫惟王者之政，其心本乎天理，建立人纪，施于万事，仁立义行，而无偏弊不举之处，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，而垂裕乎无疆者。后世未尝真知王道，顾曰儒生之说迂阔而难行，盖亦未之思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