功利之说兴千馀年矣，使仁义之说不得行乎其间者，是说者为之蔽也。人莫不狃于趣利，而国莫不锐于有功，功成求得而志足矣，尚何以仁义为哉？夫彼固未知仁义之为何物也，使世知有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，上下内外各以其序，强不凌弱，众不暴寡，万物各得其宜，而四民各致其用，则彼之所趣而就者，孰有过于此哉？顾世之王公大人不留意于学，既不足以知之，其小者则惧为仁义，而丧吾之所求，而其甚蔽者则又以为仁义之不足预于此也。盖数千年之间，能辨其说者，孟子与董生二人，吾尝反覆伏读而不忍舍也。二者所从言异，若乃惠王困于屡败之后，其平居客气沮丧尽矣，故少屈听于孟子之言，而特恐不得其所欲。故孟子以为仁不遗亲，义不后君，仁义得而功利随之，所以慰夫贪懦者之心。若董生则不然，彼易王者帝之兄，自其幼时以击吴功，赐天子旌旗，骄奢好勇，故以泄庸、种、蠡灭吴之功，而欲以为三仁，盖以自比云尔。彼挟其功利之说以临我，而以吾儒之无所出乎此，故仲舒以谊可贵，并功利而弃之。使仁义之说明于世，功利诚亦安足计哉？故仲舒之言为诚言，非有激而言也。故莫备于孟子之言，莫径于董生之说，有国者得二说而参之，亦庶几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