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有天下三百年，传世十八，其可称者三君，明皇、宪宗皆不克其终，独太宗之业为盛。盖其一身，尽创业守成之懿，自古功德兼隆，由汉以来未之有也。然吾观太宗之为人，天资有馀而学道不足，有聪明英果之才而乏忠孝和平之德，有经营缔造之谋而无至诚持守之意；能辨佞人而邪正不免于并用，乐闻忠言而疑似有时乎见猜；强辨或以饰非，忌心或以好杀；狃于用兵之道而不知止，溺于爱子之私而不能决。观其意向，骎骎乎秦皇、汉武之域，然致治之美，庶几成、康，静考厥由，盖房、魏辅相之力居多也。保天下之业，莫大乎立法度；致天下之治，莫先于行仁义。法度立则后世得所守矣，仁义行则斯民乐其政矣。玄龄之为相，继大乱之后，纪纲废弛，台阁制度、宪物容典，皆其讨裁，乃能兴仆植僵，使号令典型，灿然罔不备。口分以授田，则井牧之意也；租调以敛财，则什一之馀也。定律令以蠲烦苛之刑，立义仓以为凶荒之备，常员以待贤才而官守以治，府卫以宿师徒而耕职不分，经常简易之法，皆彷佛乎三代。太宗之立法度也，玄龄之力与为多也。魏徵之论治也，深拒刑名之说，力陈帝王之道，使太宗纳之不疑，又且展尽底蕴，知无不言，孜孜献纳，以辅成太宗之德。难于受谏则诤之，渐不克终则诤之，反覆乎君子小人之际，深辨乎德礼刑赏之间，赋诗则约之以礼，侍宴则申之以诚，深切恳到，意皆责望以尧舜之事。太宗之行仁义，魏徵之力与为多也。未数年间，天下大治，外户不闭，行粮不赍，斗米三钱，几致刑措，号称太平之盛。至其后世，虽有辟王，犹藉太宗之法度以维持，太宗之德泽，以固结其民，足以中偾而复兴，多难而不丧。故太宗自谓：「此徵劝我行仁义之效」。而后之称贤相者，必以房、魏为首，二子之有功于唐，可谓大矣。不特此也，太宗恃富强之资，勤兵远讨，侈然有必取高丽之志。师还辽水，乃怅然曰：「魏徵若在，吾有此行耶」？然好大之心，含怒未已，群臣莫敢谏，玄龄独上疏论之，恻然有仁人君子哀怜无辜之心。由此言之，房、魏之辅佐，信非他人之所敢望也。虽然，姚元崇之应变、杜黄裳之忠谋，皆有玄龄之才，宋璟之持正、李绛之谏诤，皆有魏徵之直，明皇用之以致开元之治，宪宗用之以成元和之功，似有类乎太宗矣，特其守之不坚，信用匪人，举前功而弃之，吁！可恨也。譬之于衣，裁制缝衽，各尽其功，臣之力也；衣成进之，而君弗服，谁能强之？譬之于食，割烹调芼，各致其善，臣之力也；食成进之，而君弗食，谁能强之？太宗之用房、魏，谋斯从，言斯听，萧瑀毁之而益信，师舍间之而弗惑，悟左右之诬，斥封伦之论，二十年间终始若一，可谓千载明良之遇矣。然则贞观之治，岂独其臣之功哉，亦其君之力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