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「尽信书不如无书」，理固然也。然自书出煨烬，千有馀年，其更贤知多矣，则所同尊而信之者，固不可概以书不可尽信而不之信也，然亦不可以人之所同信而苟信之而弗之思也。观古人之书，泛然而不得其实，则如弗观而已矣。孔子恶乡原，《语》、《孟》载之详矣。夫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洁，自以为是，人皆悦之，此乡原之行也。夫苟自以为是，而人皆悦之，则必以为真忠信、真廉洁者矣，独自孟子言之，则以为似耳。「至于心，独无所同然乎」？此孟子之言也。今乡原者，人皆悦之，而夫子恶之，人皆以为忠信廉洁，而孟子独以为似之，此人之所同然者，而夫子、孟子乃不与之同，何也？「居斯世也，为斯世也，善斯可矣」。夫居斯世为斯世，而善果有不可者乎？何以是嘐嘐也？「言不顾行，行不顾言，则曰古之人，古之人，行何为踽踽凉凉」？夫言不顾行，行不顾言，诚足病也，而又不谓是，何耶？孟子辟杨、墨，盖自比于禹之治洪水，益之驱虎豹。夫杨朱、墨翟皆当时贤者，自孟子视之，则为先进。孟子之后，人犹曰孔、曾、墨子之贤，墨子之贤，盖比于孔、曾。杨朱之道，能使舍者避席，炀者避灶，犹以为未也，进而至于争席争灶，则其所得岂浅浅者哉？而孟子辟之，至曰「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」，又曰「天下之言，不归杨，则归墨」。夫「兼爱」之无父，「为我」之无君，由孟子之言而辨释之，虽五尺童子，粗习书数者，立谈之顷，亦可解了。岂有以大贤如杨朱、墨翟，其操履言论，足以倾天下之士，而曾不知此，必待孟子之深言力辟，贻好辩之讥，而犹未得以尽白于天下而熄其说，何耶？若曰此皆圣贤之事，后学未敢妄措其说，则孟子固曰「能言距杨、墨者，圣人之徒」，必不敢少置其思，措其议，是不得为圣人之徒矣，亦何以学为？且《书》称「为学逊志」，《记》称「学不躐等」，而颜子则曰：「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有为者亦若是」。成覸曰：「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吾何畏彼哉」？公明仪曰：「文王我师也，周公岂欺我哉」？必如颜子、成覸、公明仪之言，无乃与逊志、不躐等之说悖乎？苟以为必颜子、成覸、公明仪而后敢为此言，则滕文公好驰马试剑，未尝学问，而孟子亦遽勉之以是，何也？愿与诸君并论其说，毋爱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