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：制科不可以有法。制科而有法，吾不知制科之所取者何人也。以蜗蛭之饵垂海，而冀吞舟之鱼，唐贾至犹以为诸科之病。今制科者，天子所自诏以待非常之才也。孰谓非常之才，而可以区区之法制束而取之乎？然是科始于汉，盛于唐。至于我宋，其为法益密，而其得人之盛视汉、唐有优焉，何哉？愚尝论之，汉病于经，唐病于文，长才异能之士类多沦溺于训诂、声律之间，故汉、唐之制举，不可以罪法。我宋之盛，莫盛于仁宗。盖其承三朝涵养天下之久，和气浃洽，人才众多，学术雅正，经不病汉，文不病唐，而天圣复科之诏，又其图治之心锐而求才之意切，天下之士雷动云合，欲振耸于天子之庭者，心洋洋而冠峨峨也。是以一举而得富郑公，再举而得张文定，其馀如何、张、苏、钱之流，亦往往可称数，号为得人之盛。然未几而范文正公且言曰：「朝廷命试之际，或将访以不急之务，杂以非圣之书，欲伺其所未知，误其所熟习，适足以误多士之心，非劝学育材之意也」。嘉祐之末，苏文忠公制策之对，且曰：「陛下所为亲策贤良之士者以应故事而已，岂以臣言为真足有感于陛下耶」？愚以为仁宗英特之主，好贤之诚，盖不后于尧、舜、三王，而乃使当时大臣有误多士之论，制科之人有应故事之说者，是盖其法之罪也。故天圣之法不可以不变。恭惟主上临御以来，十年三诏，锐意方闻之彦，凡记诵传注之僻，识知侍从之艰，咸汛扫而新之，则夫范文正所谓误多士者盖革之矣。乃秋九月，实试贤良之士，执事大人下教诸生，以试之之时有可变而通之之理，谓今岁列郡不雨者非一，则成汤之自责，宣王之忧民，宁庄子之知天意，臧文仲之知人事，其所先所宜，可用可为者，宜有得于大廷之对。诚如是，则苏文忠所谓应故事者又革之矣。虽然，庆历六年，监察御史唐询尝请如汉故事，俟有灾异，然后举之，亲策当世要务，罢试秘阁六篇，参政吴育执以为不可，愚尝交讥其龌龊庸陋。盖询之意，非知待贤之体，而能勉君以尽其礼，顾患应科者之众，而欲设术以抑其进。为育者，正当诛其意而取其说，从而广之。若曰：「思未治则举之，思遗逸则举之，有缺政则举之，有灾异则举之，有大谋议则举之，惟人君之所欲举欲问，毋拘以法，毋限以时」。则是科之设，庶乎其有补，而是科之名，庶乎其无愧矣。不知出此，而猥曰「法不可变」。呜呼！待贤良而有若待胥吏徒隶者存焉，是尚为不可变乎？龌龊庸陋之臣不知待贤者之礼，适以芜累明君之政如是哉！故曰天圣制科之法，不可不变。若夫汉、唐之时，则未始有定法也，所谓举之以五者，惟晁错为然。当时特诏有司、诸侯王及三公、九卿、主郡吏举贤良，而举晁错者适有五人耳。若乃公孙弘、董仲舒、谷永、杜钦之流，而推之、选之、举之，皆不必其五也。故彼之以五者，非有定法，而我之以二，则法之一定者也。问之以三者，惟董仲舒为然。当时固以对策者，条贯靡竟，统纪未终，辞不别白，旨不分明，故至于再，至于三耳。若乃晁错、谷永、杜钦，皆止于一篇，而公孙弘止于复问，初不必其三也。故彼之以三者，初非定法，而我之以一者，则法之一定者也。至于应者之多寡，尤不可概论。汉之应者以百数。而唐永昌之初，对策者至千馀，当时张柬之为第一，此狄仁杰之所谓宰相材，而成诛二张之功者也。固不可谓其应者之多，而所得之非才也。故曰汉、唐之制科，不可以罪法。若夫比方之事，非承学之任，故愚不复为执事道。谨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