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文宗尝顾郑覃曰：「试论我犹汉何等主」？覃曰：「文、宣主也」。帝曰：「讵敢望是」！李石欲强帝志，使不怠，因曰：「陛下之问而覃之对，臣皆以为非。颜回，匹夫耳，自比于舜。陛下当日引月长，以齐尧舜，奈何比文、宣，而又自以为不及？惟陛下开肆厥志，不以文、宣自安，则大业济矣」。

臣闻人主之向慕，治之本也，天下于此占之焉。始之向慕者高，则他日之所成者必不卑，假令力有不逮，尚犹可得其中；始之向慕者卑，则他日之所成者必不高，假令勉强力行，终必不能踰其始望。传曰：「图王不成，其弊犹足以霸」。又曰：「取法于上，仅得其中；取法于中，斯为下矣」。汉武上嘉唐虞，尚且多欲，唐太宗远比尧舜，犹不克终，况其下乎？周公思兼三王，仲尼潜心文王，况人主乎！郑覃以文、宣比文宗，未为卑污，虽文宗亦且不敢当；而李石遽非之，必欲齐之尧舜，不欲以文、宣自安，石真爱君哉！俾厥后为尧舜，非尧舜之道不陈，政为此耳。

贾昌朝奏：「伏见西夏僭狂，今将出师，以遗朝廷之忧。臣窃谓此固不足虑，而国家用度素广，储蓄不厚，民力颇困，是则可忧。自天圣以来，屡诏有司节省用度，以至于今，未闻有所施行。宋受命八十载，可谓治平矣，然节爱之术有所未至。边陲虽宁，而兵备不省；徭役虽简，而农务不笃；外厚币聘，而内丰廪给。自馀虚用冗费，难以悉数。天下诸道，若京之东西则可自足，陕右、河朔岁须供馈，所仰者淮南、江东数十郡尔。故田税不足，重以榷禁，凡山泽市井之利，靡有厚薄，悉入于公上，而民不得售。加以不耕不织，游惰之俗，蚕食为害。都人士女燕安太平，忌衣食艰难之患，习尚奢侈，重伤民力。农所以困，国之储蓄所以不厚者，职此之由。夫国财民力縻于无用之日，故当其有用，不得不忧。臣尝治畿邑，有禁兵三千，而留万户赋输，仅能了足其三年，赏给仍出自内府，况他郡邑兵不啻此，推是可以知天下虚实矣。臣又尝掌京廪，计江淮岁运粮六百馀万，以一岁之入，仅能充朝廷之用三分，二在军旅，一在冗食。天下太平已久，而财不藏于国，又不在于民，倘有水旱频仍之灾，军戎调发之急，计将安出哉？愿陛下鉴已往之失，察当今之务，取景德已来迄于景祐，凡百用度，无巨细，校其所入所出之数，约以祖宗旧制。其不急者，皆省罢之」。

臣闻圣人之治天下，未尝生财也，而财则自生，未尝理财也，而财无不理，是岂有他术哉？曰节以制度而已。古之人其论生财也，而归之大道；其论理财也，而概之曰义。夫道与义固非为生之理之之具也，盖道义者制度之所自出，而制度则本诸道义焉尔。是故圣人于此立之以为制，守之以为度。无事也，而为有事之备；有事也，而为无事之储。上无横用，而以制度行之身；下无滥予，而以制度施诸人。上不以不予为难，下不以不得为念，无事而无伤财之患，有事而无害民之忧。此圣人足国裕民，而收富庶安强之效，未有不出于此者。仰惟国朝版图全盛，货财充足，至于庆历、嘉祐之间，可谓极盛矣。而贾昌朝之奏，犹怀调度缓急之忧，首陈节省之策以告于上者，岂非虽以天下四海之广，田租山泽之利，一不之节，则将以有限之入，应无穷之须，固有贻患于缓急之时也！方今天下版图之数，货财之入，其视承平之时，强弱盖可见矣。然财之入也，岁有损而无益；其出也，岁有益而无损。加之以水旱之蠲除，重之以州县之困乏，一岁之入，盖不足以当一岁之出。臣尝略较其出与入之数矣其岁之入也，当六千二百七十五万有奇，而岁之出也，亦当六千六十万有奇，是固足以相当矣。然以天下国家之大，而所出所入仅足以相当，一有水旱之蠲除，州县之困乏，则又不足以支所出矣。今夫小民之家未尝无所积也，有一日之积，有一月之积，有一岁之积，随其所积之多寡，卜其家之兴替。岂以天下国家之大，而大农所积曾不足支旬日也？执事者其可以弗忧哉！然犹有可诿者，则曰朝廷则有封桩之积也，御前则有内藏之积也，二者其将为有事之储乎？然封桩之积，臣亦略知之矣。钱约一岁之积不过四十馀万，而岁有支用，所出亦多，其所积又实无几矣。内藏之积，臣不得而知也，使果有所积耶，其积愈厚，则其备愈可恃矣。其或未然，臣未知所以为缓急之储，与夫为大农之计也。故臣不暇旁举远引，愿首以古人节以制度之训，中以贾昌朝节省用度之奏，而终以今日财计出入之说，以为臣进故事之献，惟圣主深鉴往事而力图之。

汉文帝既闻廉颇、李牧为人，乃拊髀曰：「嗟乎！吾独不得廉颇、李牧为将，岂忧匈奴哉」！冯唐曰：「陛下虽有廉颇、李牧，不能用也」。帝乃复问冯唐曰：「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颇、牧也」？唐对曰：「臣闻上古王者遣将也，跪而推毂曰：『阃以内，寡人制之，阃以外，将军制之』。此非空言也。臣大父言李牧之为赵将居边，军市之租，皆自用飨士，赏赐决于外，不从中覆也。委任而责成功，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，是以北逐单于，破东胡，灭澹林，西抑强秦，南支韩、魏。今闻魏尚为云中守，军市租尽以给士卒，斩首捕虏，上功幕府，一言不相应，文吏以法绳之，其赏不行。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，赏太轻，罚太重。繇此言之，陛下虽得颇、牧，不能用之」。文帝说。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，复以为云中守，而拜唐为车骑都尉。

臣尝读曾巩《本朝政要策》，其言曰：「太祖皇帝之制将也，隆之以恩，厚之以诚，富之以财，小其名而崇其势，略其细而求其大，久其官而责其成」。至于论富之以财，则曰：「西北边军市之租，多赐诸将，不问出入，往往赏赉又辄以千万。李汉超守关南，属州钱七万贯，悉以给与，又加赐赉。汉超犹私贩榷，规避商算。有以事闻者，即诏汉超，私物所在，悉免关征。故边将皆养士足以得死力，用间足以得敌情，以居则安，以动则胜，此可谓富之以财矣」。巩之言岂无所据而云哉？盖英主之御将也，诚知将帅武夫不可以文法拘，不可以廉隅律，苟不有以优其货财，使之上足而下裕，则彼将自营之不暇，而何暇恤吾士耶？彼为士卒，上不见恤于国，下不蒙恤于将，欲其无饥寒，胡可得也，安敢望其死国哉？然则太祖之所以优诸将，实使之推有馀以优吾士也。建隆、开宝成效，可见于此。国家养兵，自御前以及沿江屯戍，亡虑数百万。其廪而给于官者，月以计之，人为粟二升有半，人金七十有七，而月粮之数仅三斗耳。彼其人有父母妻子之养，疾病婚姻丧死之费，皆于是乎取，则宜其穷饿怨叹而不已。虽然，其所给皆旧制也，而何以特困于今日哉？臣尝讯之军卒之故老，则以谓向者县官廪而给之虽甚微，而诸大将所以优之者则犹厚也。如韩世忠、岳飞、刘锜之所部，金帛赉及徒伍，米粟厌足于舆卒，中虽变更，而后来所得犹擅酒酤之利、回易之息，皆岁以万计。利入若此，则士之艺且精者，诸将且有以赏之也；士之贫且悴者，诸将且有以赒之也。厥后酒酤罢，回易废，凡军中一毫以上之利，往往搜括殆尽，而将帅无复利权。乃又责之以小廉曲谨，束之以矩寸规尺，堤防议论之甚备，上不能以自裕，下亦不能以仰给。士于是时，始仅守其升合之粟，百什之金，而嚣然有旦暮之迫矣。又日使其父母妻子奔走闾井，遂口腹之急，殆同丐殍，而其身亦负薪织屦，转移末作，且不自给。彼其平居无事，困饥寒，虑妻子，出怨言，方觖然有不平之意。一旦有事，其能捐躯尽力于上乎？此臣所以日夜深思，动心而惧者也。此无他，惟其军无馀利，则诸将贫；诸将贫，则六军之士皆贫。必先有以优其将，将优能豫附士，士附则令之死国而不难，此必至之理也。且汉文帝岂真不能用颇、牧哉？使帝知李牧尽有军市之租，赏赐飨士皆决于外而不中覆，则知所以优将矣。今也魏尚以军市租尽给士卒，而帝乃以一言之不相应，文吏以法绳之，则是未知优将之说也。由此言之，帝之不能用颇、牧，岂诬言哉！惟我太祖任将之法，远过八代之所以优诸将者，欲上下相通，将士均裕，故能兵威所加，前无坚敌。今上天悔祸，敌方困于北人之扰，中国固未暇问，而所以先上策为有备者，要当急为之图也。然则舍任将之策而何策哉？臣愿上法太祖皇帝御将之方，如李牧飨士制胜之效，出冯唐一言之戒，下御今日士卒之道，特出睿断，如酒酤，如回易，如营运之类，尽复异时宽大之制，令诸军得斡旋，自行施置。关梁弗征，州县弗禁，诸将得专其利，则可以赏士卒，蓄廪粟，缮器械。毋束以文法，毋拘以常制，毋责以小廉，诸将稍富，军用稍宽，下得以优数犒赉以求裕吾士，盖必先优吾将而后可以优吾士也。惟陛下实图之。

庆历元年十一月，仁宗皇帝曰：「人臣虽以才适用，要当以德行为本。苟怀不正，挟伪以自蔽，用心虽巧，而形迹益彰。朕以此观人，洞见邪正」。宰相吕夷简等曰：「孔子第其门人，而颜回以德行为首。陛下所言知人之要，尽于此矣」。

臣尝观司马迁之称尧曰：「其仁如天，其智如神」。盖该天下之明者莫大于天，穷天下之理者莫妙于神，而尧也悉同其功用焉。夫以如天如神之大，而达诸知人之际，其辨邪正，核真伪，别贤否者，果何所难哉？而尧乃于知人而难之，岂以如天如神之大，而反病知人耶？诚以尧之所难者，不难于知君子，而难于知小人也。君子之行也务实，实则较然而易见；小人之行也以诈，诈则隐然而难知。何者？真未尝能乱伪也，而乱真者必伪；正未尝能汩邪也，而汩正者必邪。使其显然而为伪邪，则人孰不知之？惟其巧于伪而似真，则伪者难辨；巧于邪而似正，则邪者难明。此小人之至奸，而帝尧之所难知者也。恭惟仁宗皇帝，以尧之仁而覆泽万物，以尧之智而鉴观四方，在位四十二年，而所急先者，必以知人用贤为务。故能朝多君子，国无小人，德行名儒，项背相望，治安之极，上媲唐虞，可谓收得人之效矣。而御朝之日，方且叹人才难辨，戒邪心之萌，圣训昭然，洞察真伪。其曰「人臣以德行为本」，是知人材当以务实为先也。又曰「苟怀不正，则挟伪用巧而形迹益彰」，是知小人必以巧伪为奸也。又曰「以此观人，洞见邪正」，是知用人之道当在知邪正也。大哉王言！所以垂家法于子孙，立丕训于万世。帝尧之所难者，仁宗一言而无馀蕴者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