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有甚微而可以害成事者，不可不知也。朝廷规恢远略，求西北之士，谋西北之事，西北之士固未用事也，东南之士必有悻然不乐者矣。缓急则南北之士必大相为斗；南北之士斗，其势然也。西北之士又自相为斗，有才者相媢，有位者相轧，旧交怨其新贵，同党化为异论，故西北之士又自相为斗。私战不解则公战废，亦其势然也。武王曰：「受有臣亿万，惟亿万心；予有臣三千，惟一心」。胜商杀受，诚在于此。某欲望朝廷思有以和辑其心者，使之合志并力，协济事功，则天下幸甚。

右，某所陈，皆恢复大计，其详可次第讲闻也。独患天下有恢复之理，而难为恢复之言。盖一人醒而九人醉，则醉者为醒而醒者为醉矣；十人愚而一人智，则智者为愚而愚者为智矣。不胜愚者之多，而智者之寡也。故天下有恢复之理，而难为恢复之言。虽然，某尝为之说曰：今之议者皆言：「南北有定势，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」。某之说曰：「古今有常理，夷狄之强暴不可以久安于华夏」。夫所谓南北定势者，粤自汉鼎之亡，天下离为南北，吴不能以乱魏，而晋卒以并吴；晋不能取中原，而陈亦终毙于隋。与夫艺祖皇帝之取南唐、取吴越，天下之士遂以为东南地薄兵脆，将非命世之雄，其势故至于此。而蔡谟亦谓：「度今诸人，必不能办此，吾见韩卢、东郭俱毙而已」。某以谓吴不能取魏者，盖孙氏之割据，曹氏之猜雄，其德本无以相过，而西蜀之地又分于刘备，虽欲以兵窥魏，势不可得也。晋之不能取中原者，一时诸戎皆有豪杰之风，晋之强臣方内自专制，拥兵上流，动辄问鼎，自治如此，何暇谋人？宋、齐、梁、陈之间，其君臣又皆以一战之胜，蔑其君而夺其位，其心盖侥倖于人之不我攻，而所以攻人者皆自固也。至于南唐、吴越之时，适当圣人之兴，理固应尔，无足怪者。由此观之，所遭者然，非定势也。且方今南北之势，较之彼时亦大异矣：地方万里而劫于夷狄之一姓，彼其国大而上下交征，政庞而华夷相怨，平居无事，亦规规然摹仿古圣贤太平之事，以诳乱其耳目，是以其国可以言静而不可以言动，其民可与共安而不可与共危。非如晋末诸戎，四分五裂；若周秦之战国，唐季之藩镇，皆家自为国，国自为敌，而贪残吞噬，剽悍劲鲁之习纯用而不杂也。且六朝之君，其祖宗德泽涵养浸渍之难忘，而中原民心眷恋依依而不去者，又非得为今日比。故曰：较之彼时，南北之势大异矣。当秦之时，关东强国莫楚若也，而秦楚相遇，动以十数万之众见屠于秦，君为秦虏而地为秦墟。自当时言之，是南北勇怯不敌之明验；而项梁乃能以吴楚子弟驱而之赵，救钜鹿，破章邯，诸侯之军十馀壁皆莫敢动。观楚之战士，无不一当十，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，卒以坑秦军，入函谷，焚咸阳，杀子婴。是又不可以南北勇怯论也。方怀王入秦时，楚人之言曰：「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」。夫彼岂能逆知其事之必至此耶？盖天道好还，亦以其理而推之耳。故某直取古今常理而论之。夫所谓古今常理者：逆顺之相形，盛衰之相寻，如符契之必合，寒暑之必至。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，然其所居者亦盛矣。以顺居盛，犹有衰焉；以逆居盛，固无衰乎？某之所谓理者此也。不然，裔夷之长而据有中夏，子孙又有泰山万世之安，古今岂有是事哉？今之议者，皆痛惩曩时之事，而劫于积威之后，不推项籍之亡秦，而猥以蔡谟之论晋者以藉其口，是犹怀千金之璧，而不能斡营低昂，而俛首于贩夫，惩蝮蛇之毒，不能详覈真伪，而褫魄于雕弓，亦以过矣。昔越王见怒蛙而式之，曰：「是犹有气」。盖人而有气，然后可以论天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