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自古进言之臣，竭诚毕议，莫不欲其言之行也；求言之君，广览兼听，莫不愿其言之可行也。如汉之贾谊，号通达国体者，其上疏陈政事，可为痛哭流涕、长太息者凡九条，史略其三。前人谓古之伊、管未能远过，盖其言固可行也。唐之姚崇知明皇锐意于治，欲命之相，乃设为目，要说天子者凡十事，至曰「陛下度不能行，臣敢辞」，而其言固亦可行者也。然史之言谊也，则曰：「追观孝文玄默躬行，以移风俗，谊之所陈，略施行矣」。言崇也，则曰：「旧史所传，开元初皆已施行，信不诬矣」。今以二臣之所言，参二帝之所行，于一代中可考者多矣。愿悉举以告，可乎？于谊言「略施行」，岂当时偶行之之略耶？抑其果不可尽行耶？于崇言「皆已施行，不诬」，岂行之者尽而无遗耶？抑真不可遗耶？又岂崇之说尤中时病，实有优于谊耶？抑岂谊自信直道，而崇要君或有术耶？夫行于古而有验，亦必可施于今，试于榷略二子之际，摭其在今可行者果何事乎？有司承诏策馆阁之彦于斯，其易知矣，愿敷陈之，以闻于上。

对：愚闻人臣之进言，正犹医者之用药。医于未病之前，易于取效，而常患于不听；医于已危之后，易于见信，而常患于不及。有人焉，言语饮食、起居动作无以异于平时，善医者察其形色，案其脉理，而告之曰「子有膏肓之疾」，人必唾骂，以为不祥，虽扁鹊、仓公之术，亦无所施。及一旦疾作，遑遽穷迫，无医不求，靡药不试，以侥倖于或中。虽一妄男子授以不验之方，投以无名之剂，且喜且谢，以为得之之晚。夫事未然而言，虽有识之士亦必踌躇；已然而言，虽无知之人莫不惩创。非言有浅深，事有验否，势使之然也。盖天下安閒无事之时，不有近忧，必有远虑。人之常情，畏近而忽远。畏之则急于改焉，惟恐其不逮；忽之则乐于因循，不足以有为。是故覆车在前，来者必戒；猛虎在后，智者不忧。人之所忽，大言以惧之，彼且不信，故其听之也为甚难；人之所畏，乘间以投之，彼必易动，故其听之也为甚易。齐桓之于管仲，苻坚之于王猛，君臣相得之欢不啻鱼水，及其将死垂别，握手丁宁，不遑他事。仲以为竖刁、开方、易牙不可亲，猛以为慕容垂、姚苌宜渐除之。夫竖刁、开方、易牙刑徒耳，慕容垂、姚苌降臣耳，似不足为齐、秦大患，而二臣首以为言。君不之听，终以三人专权，五公子争立，而齐乱；垂、苌继叛，苻坚囚死，而秦亡。夫二臣者先见远虑，察祸变于将来。未然而言，宜其二君忽而不信也。代宗之于程元振，德宗之于卢杞，其信任之笃，可谓胶漆。及其吐蕃寇武功，李光弼等忌元振，而调兵不至。代宗用小臣之言，不终朝而元振窜。朱泚围奉天，李怀光愤卢杞而顿兵不进。德宗听群臣之谏，不旋踵而卢杞贬。夫代宗之庸懦，德宗之刚愎，非乐于从谏者。时方艰难，势甚危迫，已然而言，宜其二君畏之，而不敢不听也。自古人臣所遇之主、所遭之时或有不同，故其言有听否，行有详略，不可一概而论也。汉文帝承高、惠之后，天下尚安，洛阳少年上书言事，痛哭流涕。当是时，匈奴尝侵边矣，固未若平城之危；诸侯盖踰制矣，固未有七国之变。而生以为寝积薪之上，而火其下，惴然常若有不测之忧，近在朝夕，此固帝之所难信也。又况帝以宽仁之资，务在涵养斯民，稽古礼文之事且有所不遑，生欲制匈奴之命，分诸侯之地，此又帝之所难行也。夫生之所陈者九，史遗其三，而帝所行者四耳。生欲尚礼义，而帝以德化民；生欲厚风俗，而帝以敦朴示天下；生欲教太子，而帝训太子以恭俭；生欲敬大臣，而帝养臣下以礼节。生力言之，帝躬行之，史臣所谓「略施行」者此也。唐明皇惩武后、中宗之乱，思欲痛革之，广成猎师乘时投合，乃先设事，以坚帝意。当是时，狱吏深文，边臣倖功，阉人与政事，戚属任台省，亵狎大臣，摧沮谏者，以至贡献无度，营造无节，壬佞冒宪而不诛，后家擅权而不抑，此数者帝之所亲见也。而况帝以英敏之资，锐于图治，扫除积习之弊，兴起太平之功，此又帝之所乐行也。夫崇之所陈者十事，而帝皆行之。帝鉴女祸，远后族，放周利正之酷吏，抑郝灵荃之边功，长孙昕犯法则诛之，张廷圭善谏则赏之，宋广平之正则敬之，杨思勉之诉则沮之。焚珠玉锦绣，示却内外贡献也；汰天下僧尼，示罢寺观营造也。崇历历而言，帝一一而行。史臣所谓「皆施行」者此也。盖其所以行者，鉴已然之失，玄宗之所欲行也；其所不行者，皆未然之患，文帝所不能行也。是岂言者之过哉？虽然，已然之事，有所据而言，言之者易，听之者亦易；未然之事，因所见而言，听之者难，言之者亦难。甚矣，言之难也，行之尤难也。言于今而验于将来，非空言也；行于暂而怠于悠久，非能行也。谊之言虽不尽行于文帝之时，而行于武帝之世；崇之言虽能行之于开元之初，而不能行于天宝之末。武帝攘却夷狄，则谊所以制诸侯之术也。当时虽略施行，而后世尽行之，不足以为深恨。明皇天宝以后，惑女宠，任宦官，相杨国忠，杀周子谅，好大喜功，穷奢极侈，与崇之所陈，前后相反。始虽行而不能终行之，不足以为深喜。或曰：贾生非有公卿之位，一旦慨然言天下事，为人痛哭流涕，岂不失之轻售乎？是不然，盖词不切，志不激，则不能动万乘之主，而回九重之听。生之言自有所见，而深言之者，将以感文帝耳。呜呼！生固天下之奇才，所言亦万世之长策，帝略行之，其效已如此；使天假之年，帝尽用其说，则帝之治不止于成康，生之功亦不下于伊管。百未一施，不幸早世，可为痛惜。后之人疵而议之，亦已甚矣。若夫崇之所言与其所行，则有可议者。崇之始见帝也，帝猎渭滨，因以猎进；知帝之欲相己，又以十事要之。其始进固不正矣，及居相位，挟智任术，而不由正道。天下大蝗，崇请捕之，群臣以为不可，崇行之愈力。不劝帝修政以弭灾，乃专以捕除为事。帝将幸东都，太庙屋坏，他相以为不可行，崇居之不疑。不劝帝修德以答谴，乃谓木蠹而折，适与行会。从崇之议，是使人君不畏天戒，不敬宗庙，不恤人言。明皇晚年之失，类崇有以启之。议者谓开元之治虽出于崇，而天宝之乱亦崇之所自致。以是推之，则其所施行者用崇之言，而其所以相反者职崇之由也。崇以不正进，而又以不正继之，乌能正君乎？若崇者，岂得逃后世之议？噫，贾生先见远识，言人之所难言，宜其落落不合，文帝略行之，幸也。姚崇挟智任术，乘人主之所欲为，明皇尽行之者固宜也。故善观人者不观其人而观其言，不观其言而观其时。自古君明臣良，言听计从，谓之千载一时者，诚不可以多得也。愚不肖，幸得遭遇明时，圣天子诏执事者策之玉堂，遵故事也。夫祖宗之制，必试之以言者，非为程其无用之文，盖欲访天下之大计，诹当世之要务而已。今日之事岂无可言者耶？庙堂之上岂无可行者耶？亦内外之臣未尝言之耶？抑言之而不行耶？皆非愚所知也。方今外患未除，内忧未弭，孰与文帝之时？使贾谊复生，亦必为之痛哭流涕。顾愚何人，万万不及贾谊，而人臣爱君，其心一也，讵能隐默于此乎？且故疆之侵未归，陵寝之祀未修，二帝在天之愤未雪。主上未明求衣，日昃不食，遑遑焉思中兴之治，于今十年矣，主上之心未尝一日不在中原也。然而主上有恢复之心，而无恢复之实；群臣有恢复之言，而无恢复之志。群臣之心观望迎合，入对便殿，慷慨敷陈，莫不有万全之策；出见侪辈，从容议论，莫不持两端之言。乘机抵巇，以要权利，听其说则侈大而可乐，要其归则汗漫而无成。主上欲丰财，而群臣无心计。聚敛者剥下益上以为长策，诞谩者移东就西以为羡馀，徒失人心，无补国计，故财终不丰。主上欲彊兵，而诸将无远略。贪者掊克以事苞苴，懦者姑息而废纪律，兵籍虚实之相半，士卒老弱之相并，故兵终不彊。主上欲裕民，而郡守县令专尚刻剥，略无恤民之心，民生益以无聊。主上欲求才，而卿士大夫习成茍且，殊无体国之意，人才益以不振。主上用心如此，群臣用心如彼，故愚得以妄议无恢复之实也。恢复之实寂然无闻，恢复之期邈乎无日，务为美谈而不究成效，徒张虚声而或招实祸，此愚所谓外患者是也。且连年灾旱，饥馑荐臻，江湖十数州赤地千里，米价腾踊，日甚一日，列肆为之昼闭，行旅至于绝粮，茹草食葛，流离颠仆，相属于涂。县官方且急于催科，必欲足其常数；饥民饘粥不给，租税何从出乎？甚者度所恶闻，不以实奏，或恐支费常平米斛，或恐减放上供租税。俗吏所见至微，不知所失甚大。流离不已，盗贼必兴；饥殍既多，疾疫将作。徐为之计，不亦晚乎？又况江湖之间，地多薮泽，境接溪洞，其民剽悍，好乱喜争。天下无事之时，法禁严密，犹且十百为群，椎牛发冢，纵火杀人，白昼显行，吏不能制；因之以饥馑，势必缘间而起。略而不治，恐不止于相率剽夺而已，豪侠巨寇未必不出于此。此愚所谓内忧者是也。夫欲除外患，莫若尽自治之策；欲弭内忧，莫若行救灾之政。自治之策曰选将帅，练军实，节财用，裕民俗，广求奇才，崇尚名节。救灾之政曰遣使者，择守臣，蠲田租，发官廪，严治盗贼，安集流亡。其大要则孜孜而求之，勤勤而行之，谋之以审，守之以坚，持之以久，无锐进而易退，无速成而辄毁。磨以岁月，何事不立，何功不成哉？凡此数者，是皆已然之事，今日之所当行。故愚言其略，执事复于上而行之，可乎？若夫二臣已试之言，二帝已陈之迹，虽有可施于今者，要非今日急务，愚不敢以告。谨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