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天子者，当以天下之目视，以天下之耳听，以天下之口使言，以天下之心使思，然后利害毕达，休戚毕陈，善善恶恶、是是非非然后可以不乱。太祖皇帝神圣豁达，不自掩盖。初诏五日内殿起居，百官以次转对，并须指陈时政得失。朝廷急务或刑狱冤滥、百姓疾苦，咸许采访以闻，仍须直言其事，不在广有牵引。或事关急切，则许非时诣閤上章。此建隆三年诏也。乾德四年，又诏曰：「国家选用时才，参掌邦计，货泉所聚，职任尤繁，所冀得人，俾各陈力。虽思不出位，勿侵官局之权；而知无不为，共济公家之务。或纲条有所未正，利害有所未明，正期开善以相规，安可不言而自守？自今三司使所行事或未当，本判官并应执咨；所执理明，而三司使不从，则许面奏；或事有已经敷奏，获旨施行，而未通便，亦许指陈。若本判官避事不言，许它部判官及逐路转运使直具利害闻奏。其或因而更改，颇协便益，并充课绩。若明知利害，循嘿不言，则殿罚随之」。由是观之，太祖皇帝时直言得失不为讪上，明辩是非不为侵官，所以尽事理而究下情也。至太宗皇帝在位，田锡以进谏为己任，太宗以纳谏为盛德。方锡为卢多逊所不悦，出为河北南路转运副使也，因入辞进封事，论军国要机者一、朝廷大体者四。太宗赐诏答之，且云：「自今有所见闻，无辞献替」。其后复自相州上疏言：「方今筦榷货财，网利太密；躬亲机务，纶旨稍频」。复有未喻圣意之事三、奏请可行之事二。其后又自睦州上疏曰：「近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，由制敕初行，时有未当，而无人封驳者，给事中之过也。陛下有舍近谋远之事，由言动所为，未合至理，而无人敢谏诤者，是左右拾遗补阙之过也」。又曰：「加以时久升平，天下混一，致陛下谓升平自得，资陛下以功业自多，日迁月移，浸成圣性，左取右奉，无非睿谋」。又曰：「臣下言之则谓之封章，陛下行之则出为法令。法令可简而不可使繁，制度可久而不可屡变。变易不定，是彰思虑之不精；繁多难依，是令手足之无措」。其后入为知制诰，复奏疏论边事曰：「今之禦戎，无先于选将帅。既得将帅，请委任责成，不必降以阵图，不须授之方略」。又曰：「前年出师，命曹彬以下欲取幽州，是侯利用、贺令图之辈惑误圣聪。陈画谋策，而宰臣昉等不知。去年招致义军，劄配军分，宰相普等亦不知之。岂有议边陲、发师旅，而宰相不预闻？今宰臣普三入中书，再出藩镇，人所具瞻，事无不历，乞陛下以军旅之事、机密之谋悉与筹量，尽其机画。此乃国家大体，君父至公」。又曰：「以臣所见，小小公事不劳陛下一一用心。若以社稷之大计，为子孙之远图，则在乎举大略，求将相，务帝王之大体也」。锡前后所陈深切，载在史册，足以彰太宗受言之美。方是时也，太宗以补阙、拾遗时多循嘿，失建官本意，于是改为左右司谏、左右正言，俾职业之是修，期名实之相副。其后右正言谢泌数奏章论时政得失，太宗嘉其忠荩，擢左司谏，赐金紫并钱三十万。泌一日得对便殿，复面加赏激。泌谢曰：「陛下从谏如流，故臣得竭诚。昔唐末有孟昭图者，朝上谏疏，暮不知所在，前代如此，安得不乱」？太宗动容久之。夫祖宗圣德，岂群臣之敢窥，而其乐受忠谏，无一善之不录，然则舍己从人，固尧舜之所以为大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