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窃惟：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略，盖将上承周、汉之治。太宗皇帝一切律之于规矩准绳之内，以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。至于今日，而不思所以变而通之，则维持之具穷矣。举江、浙、闽、广之士，亡虑十四五万数，蜀不与焉，而龌龊拘挛，日甚于一日。选人之在铨者，殆以万计，而侥倖之源未有穷已。财用之入倍于承平之时，而费于养兵者十之九，兵不足用，而民日以困。非必道微俗薄而至此也，盖本朝维持之具，二百年之馀，其势固必至此，艺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。使天下安平无事，犹将望陛下变而通之。而况版舆之地半入于夷狄，国家之耻未雪，臣子之痛未伸。天锡陛下以非常之智勇，而又启陛下以北向复雠之意，乃欲因今之势而有为焉，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间，圣虑愈劳而取效愈远也。群臣既不足以望清光，而草茅贱士不胜忧国之心，私以为陛下春秋五十有二，经天下之事变为已多，阅天下之义理为已熟，举足造事，必不伤国家之大体，叩囊底之智，犹足以办此丑虏。六十以往，顾将望一日之安，而亦何忍遗患于后人乎！臣以为拘挛龌龊之中，其势当有卓然自奋于草茅而开悟圣聪者。臣不自量其分之不足，而窃有志焉，是以具国家社稷之大计，质之天地鬼神而献之阙下；陛下亦卓然拔之群言之中，特命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。臣妄意国家维持之具，至今日而穷，而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指，犹可恃以长久，苟推原其意而变通之，则恢复不足为矣。然而变通之道有三：有可以迁延数十年之策，有可以为百五六十年之计，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基。事势昭然而效见殊绝，非陛下聪明度越百代，决不能一二以听之。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，而大臣拱手称旨以问，臣亦姑取其大体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，而草茅亦不自知其开口触讳也。其一曰：二圣北狩之痛，盖国家之大耻，而天下之公愤也。五十年之馀，虽天下之气销铄颓惰，不复知雠耻之当念，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振作其气以泄其愤，使人人如报私雠。此《春秋》书「卫人杀州吁」之意也。若祇与一二臣为密，是以天下之公愤而私自为计，恐不足以感动天人之心，恢复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攸济耳。其二曰：国家之规模，使天下奉规矩准绳以从事。群臣救过之不给，而何暇展布四体以求济度外之功哉！故其势必至于委靡而不振。五代之际，兵财之柄倒持于下，艺祖皇帝束之于上以定祸乱。后世不原其意，束之不已，故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。今不变其势而求恢复，虽一旦得精兵数十万，得财数万万计，而恢复之期愈远，就使虏人尽举河南之地以还我，亦恐不能守耳。其三曰：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，而五代之乱不崇朝而定。故本朝以儒立国，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。今天下之士烂熟委靡，诚可厌恶，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，作其气以养之，使临事不至乏才，随才皆足有用。则立国之规模不至戾艺祖皇帝之本旨，而东西驰骋以定祸乱，不必专在武臣也。前汉以军吏立国，而用儒辄败人事。要之人各有家法，未易轻动，惟在变而通之耳。天下大势之所趋，非人力之所能移也。臣之所以为大臣论者，其大略如此。而所谓数十年之策，百五六十年之计，数百年之基，与夫恢复之形势，事大体重，苟未决之圣心，则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。故止陈其大略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，二三大臣已相顾骇然，而臣亦皇恐而退。疏远草茅，宁复有路以望清光乎！马周，一时琐琐之才也。太宗喜其为常何陈事，召使面对，未至之间，使者连数辈趣之。使有能为太宗开礼乐法度者，其召之当不容喘矣。陛下聪明迈越太宗，而拔臣于群言混淆之中，孤立以行一意，卒不免泯没而止，其罪在臣之踪迹不明，有以误陛下也。臣本太学诸生，自忧制以来，退而读书者六七年矣。虽蚤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略，而科举之文不合于程度不止也。去年一发其狂论于小试之间，满学之士口语纷然，至腾谤以动朝路，数月而未已。而为之学官者，迄今进退未有据也。臣自是始弃学校而决归耕之计矣。旋复自念：数年之间，所学云何？而陛下之心，臣独又知之。苟徒恤一世之谤，而不为陛下一陈国家社稷之大计，将得罪于天地之神与艺祖皇帝在天之灵而不可解，是故昧于一来。旧名已在学校之籍，于法不得以上书言事。使臣有一毫攫取爵禄之心，以臣所习科举之文更一二试，而考官又平心以考之，则亦随例得之矣。何忍假数百年社稷之大计，以为一日之侥倖，而徒以累陛下哉！世固有却万钟之禄而不受者，亦有争一钱以至于相杀者，人情相去之远，何啻于十百千万也！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，亦浅矣。然审察十日而不得自便之命，臣将无以自见于山林之士，徒以伤陛下招致天下豪杰之道。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后渡江，誓将终老田亩以弭群论，以报陛下拔臣言于众中之恩。故昧死拜书以辞于阙下。臣阖门数十口，去行都无四百里，当席稿私室，以听雷霆之诛。干冒天威，罪当万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