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贵乎谋夫策士者，为其能审料敌情以释人君之忧也。夫人各有心。对面相语，莫能相测。敌人远在数千里，而欲察其情，揣其计之所出，此非智者不能为也。方敌人勃然而起，人君四顾惶惑，茫然未知所措，有一人焉奋身而出言之，设为定计，使中敌人之所为，晓然如目见其事而言之者，使人君得先为之规画处置，而向者之忧一旦释然，此谋夫策士所以为可贵也。然而人君赏之，天下推之，后世又从而信伏之，畏其审料之明而不敢议其言之当否，故言虽或过，而亦无复有辨之者矣。昔者黥布之背汉也，高帝深忧之。薛公为三策以料布，而谓布必出于下策，已而果然。此其智盖出人数等矣。然以吾观之，薛公谓「布出下策则汉无事」，信矣。至言「出上策则山东非汉有，出中策则胜负未可知」，其言不亦过乎！吾之意则曰：布出下策则不足败，出中策亦败，出上策亦败。何以言之？古之所谓英雄者，非以其耀智勇，据形势，如斯而已也。此二者，特英雄之末事；而仗大义以从天人之望者，乃英雄之所由起也。苟天命人心已有所归，而吾乃攘袂而起于干戈纷扰之后，用下背上，举逆犯顺，其名曰盗。虽欲耀智勇，据形势，而借英雄之资，其能济乎！故凡薛公之上中二策，皆英雄之资也。英雄用之则可，布用之则所以速其亡耳。请遂筹之。上策曰：「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齐与鲁，传檄燕赵，固守其所」。夫吴在布后，楚在布左，以力服之，则诚易也；复竭力以并齐鲁，则其力疲矣。而民心附汉，未必为其用也。力取者犹然，而欲传檄燕赵，能保其必降乎！纵使其迫于势而降，而民心抑又可知矣。汉苟遣一信臣若周勃之徒，持节往慰谕之，则燕赵必复为汉用。因命勃率赵燕之兵以收齐鲁，而帝亲率关、陇、韩、魏之兵以与布角，布力已疲，一举必败。布败则吴楚可不战而复也。吾以是筹之，布出上策亦败也。中策曰：「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韩与魏，据敖仓之粟，塞成皋之口」。夫韩魏，天下之中也。关陇在其西，齐、鲁在其东，燕、赵在其北。得韩、魏而未得齐、鲁、燕、赵，虽欲据敖仓，塞成皋，顾亦何用哉！汉苟遣一二能将若曹滕之徒，率燕、赵、齐、鲁之兵合击其背，彼必反兵自救。帝因以关、陇、蜀、汉之兵而夹击之，则布必走，布走而韩、魏平矣。帝于是乘胜引兵，急与布角，则布亦何足败哉！吾以是筹之，布出中策亦败也。薛公者，明于料敌，而不明于上下之分、逆顺之理。故以英雄之资，设为布之三策，而不自知其言之过也。或曰：「司马懿之料公孙渊，石勒之料刘曜，于谨之料萧绎，果何如哉」？曰：「懿以弃城预走为渊之上计，谨以席捲渡江为绎之上计，皆所以明其甚不足畏也。不足畏之敌，彼料之既得矣，虽勿论可也。至勒之策曜，则有足言者矣：曜围洛阳，勒将往救，因料之曰：「曜盛兵成皋关，上计也。阻洛水，其次也。坐守洛阳者，成擒也」。夫率兵以攻人，顿于坚城之下，数月不能拔，士气已沮；一旦强援奄至，不能扼险以拒之，则腹背受敌，不败何待！成皋关，天下之大险也。使曜能留万人以围洛阳，而身率劲兵以扼成皋，则勒必不敢进，进则乘高而击之，胜之必矣。勒既不获进，则洛阳失援，曜因得优游而坐取之，此所以为上计也。若其阻洛水，则勒亦未能进，然而勒可设为疑兵而潜兵以渡，曜能应之则胜，不能则败。此所以为中计也。故吾尝谓：曜出上计则洛阳非勒有，出中计则胜负未可知。施之布，则薛公之言过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