绍兴十有一年二月丙子，上谓大臣曰：「中外议论纷然，以金逼江为忧，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。建炎之间，我兵皆退保江南，杜充书生，遣偏将轻与金战，故敌得乘间猖獗。今韩世忠屯淮东，刘锜屯淮西，岳飞屯上流，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。金窥江，则我兵皆乘其后。今虽虚镇江一路，以檄呼其渡江，亦不敢来」。后卒为上所料。

臣闻英主之兴，所以能折服彊敌，尊崇国势者，惟其经营处置得其要而已。捕鳣鲔者必以网罟，捕虎豹者必以陷阱，设之于此，而使鳣鲔、虎豹堕其术中，则足以制其死命矣。高宗之制劲敌，用此术也。金人既陷寿春，乘胜进兵，众人皆以为忧，而高宗曾无惧色，岂姑以是安众心哉？盖先事经营，多方布置，至严至密。敌或迫江，则王师皆尾其后，彼虽凶彊，岂敢轻举妄动而送死于我哉！高宗之制敌，可谓得其要矣。今日金运既衰，蒙古方盛，闻已提兵渡大河，围陈、蔡，攻潼关。金人之势益蹙，其亡指日可待，则是朝廷所当熟虑者，非金人，乃蒙古也。方兴之势，精锐无敌，岂可不豫为之备？诚得中兴诸将，分布于江、淮、襄、汉之间，委之阃外，听其所为，或冲其胸，或捣其脊，或击其左右，使敌人踌躇四顾而不知所出，则吾可以必胜矣。虽然，良将未易得也。采之于公论，公论之推，必人材之杰然者也。纪律必严，教阅必精，方略必审，威声必震，而何患乎大功之不集哉！窃闻今之边防疏略未备，守禦诸将多不得人，而蒙古之势骎骎将逼，甚可惧也。经营布置能如高宗，则亦可以如高宗之不惧矣。惟圣主亟图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