孟子之言大丈夫曰：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。盖古之所谓大丈夫者，必有高天下之识，容天下之量，盖天下之气。不得志则独善其身，得志则未尝不欲行其道。乘田委吏，不敢辞卑，而尽吾职之当然。及乎立人朝，则谋主断国，以身徇义，死生祸福不足以动其心。此岂寻常琐琐者所能为也！后世徒见古人功名鼎盛，以为是出于偶然，不知胸中涵养，早由素定，非一朝一夕，而纪旂常、汗简青，特其粗也。内翰王公元之自为布衣，已慨然有经纶天下之志。洎遭明时，事圣君，正色立朝，凛乎不可犯，文忠苏公至追配以汉唐六君子。平生大节，载在信史，夫人而能言之。若夫服勤小官，孜孜民事，言谊卓然，有大过人者，国史逸其传，或不得而纪也。公以雍熙改元，宰吴之长洲，首论榷酒之弊，惧遗斯民之害。以至激风俗而厚教化，抑兼并而哀流亡，形诸《壁记》。而垂诏后来者，大率皆有深旨。非涵养之厚，不以职守大小贰其心者，能若是乎？公没二百年，邦人虽知公之有德于民，莫有发其微者。今总卿赣川曾侯栗德宽来宰是邑，始求公像绘之，而并镵欧阳、苏、黄三公诗赞于石，尝属予序其大概矣。盖曾侯之去十有七年，天台黄君宜实来拜公遗像，而且叹祠事之礼犹缺。乃辟县治东偏建堂而奠焉，而求文以为记。窃谓公之雄文直道，暴白天下，岂待予之文而后信？况获附名于三公诗赞之尾，尚复何言？昔王文公介甫宰鄞有声，利兴害除，民甚便之。其后坐庙堂，临大政，乃用其所以治鄞者而治天下。惜其学术喜同恶异，故为相，声名减于邑。公则不然。自令满召试，再陟谏坡，三登掖垣，而晚入翰苑，危言谠论，裁抑冗费，禁戢游惰，缓刑薄赋，修德厚本，终始为上言之，而爱民之意出于一辙。咸平以来，卒为名臣。然则由百里之政，充而至于致君泽民，果且有异乎哉？长洲为今壮县，令宰名德，前后相望，其间因是有闻，而登宰辅者。岂公风流在人，于今未泯邪？黄君旧同学校，知其人不茍。为政三年，去之日如始至。燕居之所未尝葺，而独于此焉惓惓，可谓知所本矣。予嘉其志，故喜为书。庆元六年，华文阁直学士、通议大夫、新知建宁军府事、长洲县开国子、食邑五百户黄由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