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政之坏，非一人之力；及其复之也，亦非一人之功。夫暑者，阳之盛也；寒者，阴之极也；阳之复也，不能为暑而能听于寒。几死之能生也，其于平日之膏粱，非恶之也，苟欲生之，曾不如淖糜药石之为美也。天下之士，理经援古，皆欲一举而尽复三代之治，其意非不善也；其言之也遽，其为之也略，不植其本而求艺其末，上不为时君之所信，下不为愚民之所安，此其所以久而无成者也。王政之坏久矣，其始出于管仲。管仲非好变先王之法也，以诸侯之资而欲为天子，无辅周之义而欲收天下之功，则其势不得不变先王之法而自为。然而礼义廉耻足以维其国家，出令顺于民心，而信之所在不以利易，是亦何以异于先王之意者！惟其取必于民而不取必于身，求详于法而不求详于道，以利为实，以义为名，人主之行虽若桀、纣，操得其要而伯王可致。此其大较而已矣。昔者先王畏兵之为祸也，是故多其节目而为之法制，使之可以自卫而无以求胜，繁重委曲而不能深晓其义。盖以为吾之仁义行于其间，而讨除天下不仁不义之人，而何忧知利之为患也，是故放绝屏远而不言。其言者，明之以不齿之罚，使虽酒食之微而皆不得以自肆。故其上下习为辞逊而不可争，以为如是而天下之大利何求而不成。夫此二者，先王治天下之大权也。故凡为管仲之术者，导利之端，启兵之源，济之以贪，行之以诈，而天下之乱益起而不息。若咎犯、先轸之于晋，范蠡、大夫种之于越，孙武、吴起、申不害各于其所辅相之国，讲明其说而增益其意。数百年之间，先王之政，隳坏亡灭，至于商鞅破井田，立槩量，李斯废封建，燔诗书，而后荡极而无遗。盖王政之坏，始于管仲而成于鞅、斯。悲夫！天下之才，未有过于管仲者也，皆不若仲而已矣；皆不若仲，则皆师其故智而拾其遗说。然其所以使后世廓然大变于三代者，岂其一人之力也？治变而世变，世变而俗成。然则后世之事，有望管仲而不可及者矣，而况于三代乎！若桑弘羊之于汉，直聚敛而已耳，此则管仲、商鞅之所不忍为也。盖至于唐之衰，取民之具无所不尽，则又有弘羊之所不忍为者焉。然则居今之世，理经援古，欲一举而尽复三代之治者，以寒致暑而进病者于膏粱，不知其不能食而继之以死也，而何以为之哉！其欲为之者，植之有本，复之有渐，因今之弊政而行之，足以为之兆也。其继益久，其变益狎，将有待于后，则其复者固非一人之功也。虽然，可谓难矣。圣人不千岁而一起，圣人不继世而皆遇，夫安得而俟焉！以陋俗而激高论，指王政而为迂学，终不合矣。故具论其意，使学者得详焉。噫！其毋以为空言而已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