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古天下之田无不在官，民未尝得私有之，但强者力多，却能兼并众人之利以为富，弱者无力，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，以至转徙流荡。故先王之政，设田官以授天下之田，贫富强弱无以相过，使各有其田，得以自耕，故天下无甚贫甚富之民。至成周时，其法极备，虽《周礼·地官》所载，其间不能无牵合牴牾处，要其大略亦可见。周公治周，授田之制，先治天下之田以为井，井为疆界，岁岁用人力修治之，沟洫畎浍皆有定数。疆井既定，人无缘得占田，其间固有弱者、游手者不耕，却无强民贪并之害。后来井田不修，堤防浸失，毁坏绝灭。至商鞅用秦，已不复有井田之旧，于是开阡陌。阡陌既开，天下之田却简直易见，看耕得多少，惟恐人无力以耕之。故秦汉之际，有豪强兼并之患，富者田连阡陌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。虽然如此，犹不明说在民，但官不得治，故民得自侵占，而贫者插手，不得不去而为游手，转而为末业。终汉之世，以文、景之恭俭爱民，武帝之修立法度，宣帝之励精为治，却不知其本不如此，但能下劝农之诏，轻减田租，以来天下之民。如董仲舒、师丹，虽建议欲限天下之田，其制度又却与三代不合。当时但问垦田几亩，全不知是谁田，又不知天下之民皆可以得田而耕之。光武中兴，亦只是问天下度田多少，当时以度田不实，长吏坐死者无数。至于汉亡，三国并立，民既死于兵革之馀，未至繁息，天下皆为旷土，未及富盛而天下大乱。虽当时天下之田既不在官，又亦终不在民，以为在官则官无人收管，以为在民则又无簿籍契券，但随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。元魏稍立田制，至于北齐、后周，皆相承授民田。其初亦未尝无法度，但末年推行不到头，其法度亦是空立。唐兴，只因元魏、北齐制度而损益之。其度田之法，阔一步、长二百四十步为亩，百亩为顷，一夫受田一顷。周制乃是百步为亩，唐却是二倍有馀。此一项制度与成周不合，八十亩为口分，二十亩为世业。世业是一家之田，口分须据本来人数占田多少。周制八家皆百亩，唐制，若子弟多则占田愈多，此又二项与成周不合。所谓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，少者为狭乡，狭乡之田减宽乡之半。其地有厚薄，岁一易者倍授之，宽乡三易者不倍授，工商者宽乡减半，狭乡不给，亦与周制不同。先王建国，只是有分土无分民，但付人以百亩之地，任其自治。盖治之有伦，则地虽不足民有馀；苟不能治，或德不足以怀柔，民不心悦而至，则地虽多而民反少。唐既止用守令为治，则分田之时不当先论宽乡、狭乡，当以土论不当以人论。今却宽乡自得多，狭乡自得少，自狭乡徙宽乡者又得并卖口分、永业而去。成周之制，虽是授田与民，其间水旱之不时，凶荒之不常，上又有赈贷救恤，使之可以相补助而不至匮乏。若唐，但知授田而已，而无补助之法，纵立义仓赈给之名，而既令自卖其田，便无恤民之实矣。周之制最不容民迁徙，惟有罪则徙之，唐却容他自迁徙，并得自卖口分之田。方授田之初，其制已自不可久，又许之自卖，民始有契约文书而得以私相卖易。故唐之比前世，其法虽为粗立，然先王之法亦自此大坏矣。后世但知贞观之治，执之以为据，故公田始变为私田，而田终不可收。盖缘他立卖田之法，所以必至此。租庸之法，每丁入粟二石为租；调随土地所宜，绫绢絁布皆有差；用民之力，岁役不过二旬，不役则收其庸日三尺。此即孟子所谓粟米之征、布缕之征、力役之征也，然孟子却云用其一，缓其二，不敢兼用以取民。唐初正要立法之时，乃用战国茍简之法，尽取诸民。周制用民岁不过三日，虽立法于此，其实未尝尽用。今唐用民力非特倍其六七，为一定之制，否则必收其庸，此正犯孟子之所讳。盖唐初君臣不学无术，所以至此。其间有近古处，如里有手实，具民之年与地阔狭为乡帐，乡成于县，县成于州，州成于户部。古者所谓均民之田，先自比闾族党始，以至于国都而后达于王府，所谓民之贫富有无强弱之数，都要自夫至纤至悉处做成。而唐亦能自根本处做去，但其后无继耳。如国有所输，先奏而敛，凡岁敛之数书于县门坊村，与众知之，此却是他元立法好处。当时先王分民以田，自至纤至悉处皆与民谋虑经营，朝廷之上所以建官立司，又是为民而设，所以做得一件事成，今其勤劳忧叹之诗可见。唐但付其法于守令，守令既不能遍行其境内，故虽有良法美意，竟做不成。何况又有茍简处，虽是授田有式，租庸调取民有定分，只缘当时许其卖易，未几天下之田十已八七变为私田矣。其后官虽欲授民，已自无田，由此田制易坏。至于今，官私遂各自立境界。民有没入官者则封固之，时或召卖，不容民自籍，所谓私田，官执其契券以各征其直。要知田制所以坏，乃是唐世使民得自卖其田始。前世虽不立法，其田不在官，亦不在民，唐世虽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实。其后兵革既起，征敛烦重，遂杂取于民。远近异法，内外异制，而民得自有其田而公卖之，天下纷纷，遂相兼并，故不得不变而为两税。要知其弊，实出于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