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孟子》之书，惟辨义利。首见梁惠王，王曰：「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」？即曰：「王何必曰利，亦有仁义而已矣」。拔本塞源，正在于此。盖当时之人，惟知有利而不知有义，故一见孟子，便以利吾国为问。孟子之对，即黜其利而以仁义为对。使当时之人知有仁义，则不复言利矣。异时宋牼将之楚，欲说秦、楚之王而使之罢兵。孟子遇于石邱，问之曰：「说之将何如」？曰：「我将言其不利也」。曰：「先生之志则大矣，先生之号则不可。先生以利说秦、楚之王，秦、楚之王悦于利而罢三军之师，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。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，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，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，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终去仁义。怀利以相接，然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先生以仁义说秦、楚之王，秦、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，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。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，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，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，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，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」。夫休兵息民而以利言，疑若未为过者，孟子则深论其心术之殊，而极言其兴亡之异以为劝戒，然则后之君天下者，可不明义利以示天下乎？天下之人，可不惟义是趋、惟利是黜乎？又曰：「鱼，我所欲也，熊掌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」。夫生死相去亦远矣，义之所在，宁舍生而取义，则义之为义，岂可须臾离哉？孟子凡与人言，无非援仁义以黜利，义利之说不明，自孟子而明。今世之人非不知义利之辨，惟私心之胜，则义不暇计。有国则曰何以利吾国，有家则曰何以利吾家，有身则曰何以利吾身，凡有所事，无非为利。一事之成败，一物之得丧，惟利是计。止知利己，遑恤害物，天下国家何以不至于雕弊，士夫风俗何以不至于薄恶，而仁义之道不明于斯世者，职此之繇也。况学者学为仁义，乃不知自别，而与流俗混同而无间，岂不得罪于名教哉？白鹿书院，文公先生旧所兴复，群吏多士以教育之，规矩所示，非不明甚。学于此者，读其书，淬其心，切磋讲论，无非天理人欲之辨。何者为天理，何者为人欲，毫釐之间必有区别，如是则无非在先生规矩之中，不失先生教育之意，义利之分，不辨而明矣。文蔚粗知为学，气质昏暗，未能造理。部使者以久处先生之门，采取虚誉，误令暂入书院，以与诸友游。深愧无以为诸友告，诵义利之说，使先知所趋向，然后积习其功程，讲明其阃奥，以造圣贤之域，庶无负先生之初意。诸友其无忽！

某去腊入洞，尝以义利之说为诸君子告，今将别去，复有一说为诸君言之。盖孔门之所讲者，仁而已矣。不知仁而为学，是为学而不知本也。终日讲学而不知其本，是犹水之无源也，其可乎？孟子曰：「仁，人心也」。不知为学之本，是失其本心。人有一心而已，失其本心，何以为人？故乐与诸君评之，幸毋忽！

孔门之教，无非以仁。群弟子之学于孔门，无非求仁。然仁道至大，未易轻许。故孔子罕言仁，而凡有所问，止教之以为仁之方也，仁之全体，未尝轻许。盖仁者，天理之浑然，而此心之全德。在人则欲其无一毫人欲之私，而一息尚存，与生俱生，非圣人生知安行而纯亦不已者不能也。故孟武伯问仲繇、冉求、公西赤之仁，则各称其才之所长，而皆曰「不知其仁」。子张问令尹子文、陈文子之仁，则各举其一节曰「忠矣」，曰「清矣」，至于仁则曰「未知焉得仁」。夫仁者，当理而无私心。令尹子文，孔子知其为忠；陈文子，孔子知其为清，至二人之心事，则孔子有所不知。以其事而观之，知其为忠、为清耳，心之公私，未知其果何如也，故曰：「未知焉得仁」。仲由、冉求、公西赤三子之心，孔子盖深知之，如父之知子，瞭然无疑，故直曰「不知其仁」，一曰「不知」，一曰「未知」，一字之间，盖有深意。群弟子之中，止颜子告之以「克己复礼」。至如仲弓，亦告之以为仁之方而已，其他凡有所荅，皆非仁之全体。告子贡，直曰：「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」。曰仁之方，则仁之全体果何在焉？学者当默而识之。然微子去之，箕子为之奴，比干谏而死，则曰「殷有三仁焉」。伯夷、叔齐，则曰「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」。观殷之三仁与夷、齐之事，则可以识仁矣。文公先生兴白鹿书院于废弛榛莽之馀，立正大规模于群居讲学之际。诸君日游其间，相与切磋，盖将以进德广业而同为圣贤之归，其可不知孔门之所讲求者乎？某老矣，求之而未有得，惟日从事于克己之学，孜孜焉死而后已。诸君幸用力于斯，毋徒曰力之不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