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周显德元年，北汉入寇，周世宗大败汉兵于高平。初，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、步军都指挥使何徽与北汉兵遇，辄引骑兵先遁。至是，世宗欲诛樊爱能等以肃军政，犹豫未决。以其事访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，对曰：「爱能等素无大功，忝冒节钺，望敌先逃，死未塞责。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，苟军法不立，虽有熊罴之士、百万之众，安得而用之」？世宗称善，即收爱能、徽及所部军使以上七十馀人悉斩之。世宗以何徽先守晋州有功，欲免之。既而以法不可废，遂并诛之。自是骄将惰卒始知所惧，不行姑息之政矣。及赏高平之功，将校迁拜者凡数十人，士卒有自行间擢主军厢者。

臣谓国家之废兴系乎纪纲，纪纲之修坏在乎刑赏。古今未有舍是物而能立其国者也。尝读夏商之书，誓军之法严厉若此，与其他宪度凛然不同，诚以严于用众者，乃所以不轻用其民也。《易》曰「师出以律」，而其彖以正与刚为主，盖非正不能以用律，非刚不可以行律。晋文公克城濮之功，必正颠颉、祁瞒、舟之侨之罪，以徇于师。君子谓文公三罪而民服，不失赏刑之谓也。浅浅霸业，犹知纪纲之必肃，况有天下之大乎。周世宗虽叔世之事，而振媮革惰，亦足以兴起国人之心。高平之役，将骄士玩，望风辄遁，几败国事。樊爱能、何徽皆以先朝宿将无所容贷，而后纪纲可举，所谓「军法不立，虽有熊罴之士、百万之众，安得而用之」，诚哉至言也！夫用众临敌，法令必明者，盖能使将士畏我，则不畏敌。苟不畏我，则皆畏敌矣。若人人皆畏敌，则缓急岂不大可虑乎。自古敌国相持，士卒之众寡未论也，甲兵之利钝未论也，纪纲一整一玩，则整者胜；法令一严一弛，则严者胜。我艺祖皇帝汛扫天下，精兵不过数万，常以少击众，盖谓此尔。观其治王全斌讨蜀不能戢师之罪，正行营诸将交州失律之诛，戮石进等汾州不效命之失，威令刚断之必行，则纪纲之肃可睹矣。成宪昭然，周世宗之事又未足多论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