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某伏睹倪侍郎再有议状，其间议论稽据，诚非臆说。然所举经义，即非为明堂立文，第本传注傅会之语。又所引故事，中兴以来已经先朝辨正，具载国史。某向尝备数礼官，今兹叨与机政，宗庙大事，苟有愚见，不敢不尽。明堂之必配祖考，经文旨意本自明白。《我将》之作，又见于《诗》，况有神宗圣训，及司马光等并淳熙儒臣论奏甚备，义理之正，炳如日星，更不待某赘陈。假如议者所云，明堂之设，专于严父，则高宗万寿之日，孝宗自当讳避，于合宫之飨，不应遽行。当时既内禀慈训，力遵古义，形之诏书，播之四海，其言有曰：「惟周成宗祀洛中，陟配于文王。惟汉武合祠汶上，推严于高帝。皆用亲郊之礼，具殚尊祖之诚」。则是严父之说已经釐正，诚足以刊千载之误、万世之规。今必以故事之实为言，则淳熙之制最切近而合于经者，此得非故事已行之实乎？苟欲再举淳熙以前典礼，则与寿皇所既改者又将牴牾，前后同异，秪为纷纷，殆非所以重宗庙严禋祀，求为至当之归也。矧惟中兴二祖，功烈盛大，曾不得一与三岁登配之仪，以光宗盛德至孝，严恭祗畏之心，切虑在天之灵，亦将不安于此，恐非圣上所以尊祖宁亲之意也！故因阜陵之已行，申神考之明训，复先王之旧礼，一洗魏晋以来之曲说，其于孝治，诚非小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