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易》有君子之道四焉：以言者尚其辞，以动者尚其变，以制器者尚其象，以卜筮者尚其占。凡十三卦之制器，如神农之耒耜，黄帝尧舜氏之衣裳，无非以象而制之者也。若夫生著立龟，兴神物以前民用者，皆占也。然则器也，占也，万世之用备矣，毋俟乎有言也。惟言与动，则君子之言行，有国之政令，枢机之所关，理乱之所由，天道日新，世变无穷，悉寓于三百八十四爻之中。所以先哲之言《易》者，独于言、动加详焉。盖为人君而不知《易》，则太平何自而可致；为人臣而不知《易》，则德业何由而可成？呜呼，作《易》之圣人，岂徒以知《易》望天下哉，正以用《易》期来世耳。曰「乾元用九」，曰「王用三驱」，曰「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」，曰「利用建侯行师」，曰「利用涉大川」，谆谆然无非以用诏天下万世。虽然，是特发凡耳，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，读者又当知触类之学也夫！

《易》之为书，一名而三义具焉：曰简易，以言其德也；曰变易，以言其气也；曰不易，以言其位也。曰德，曰气，曰位，名虽不同，要皆所以为道也。若昔圣人，阐先天之学而成后天之书，凡所以斡旋元化，昭融天理，纪纲人事，罔不备具。使为人君者得之，则可以宰制宇宙，酬酢神明，天地以之时叙，民物以之顺成。为人臣者得之，则可以辅相弥缝，弼成万化，进则尽忠正之节，退则全廉靖之风。修身者得之，则尽心养性，不流于虚无。遁世者得之，则乐天知命，不沮于忧患。是故载之于简编，则无非实理，施之于日用，则皆有成效。而后世学者乃率以空虚恍惚言之，流弊之极，至于沦为异端。嘻，可惧也！故不思龙出于河而八卦宣其象，麟伤于泽而十翼覃其用，繇三皇历五帝，至于夏商周，而后其书始克大备。商瞿子木实受吾夫子之传，其后浸大，以至于西都之王、服、京、田（王同、服生、京房、田王孙。），东都之荀、刘、马、郑（荀爽、刘表、马融、郑玄。），更相祖述，源流不绝。至于魏之王弼，集诸家之善，得圣人之意，故其注至于今不废。是以江右诸儒，并传其学，河北学者，莫能及之。惜乎江南义疏十有馀家，舛其本真，流为释氏，所以重发贞观间孔颖达之叹也。虽然，《易》之为道，吾既闻之矣，《易》作于伏羲也，而乃以周言之，何哉？尝观《易》赞，以为夏曰《连山》，商曰《归藏》，周曰《周易》。《连山》以《艮》为首，象山之出云，连而不绝也。《归藏》以《坤》为首，象地之包藏万物也。《周易》以乾为首，言其道之周普，无所不备也。兹一说也。而《世谱》等书，则又曰神农之号一曰连山氏，亦曰列山氏；黄帝之号一曰归藏氏。然则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，并以代名，则《周易》以周称，岂非《易》成于文王，故题周以别商耶？此《易纬》所以亦言因代以题周也欤？虽然，《易》之名，吾得而闻之矣，然则《易》果孰作，又果孰成之耶？尝观《礼纬含文嘉》曰：「伏羲德合上下，故天应以鸟兽草木，地应以河图洛书，伏羲则而象之，乃作八卦」。孔安国、马融、姚信、王肃皆以为然，无复异说。至于重《易》之人，则诸儒之说不胜其异，王辅嗣之徒以为伏羲，郑玄之徒以为神农，孙盛以为夏禹，史迁以为文王。其言夏禹、文王重卦者，孔颖达以为考诸《系辞》，神农之时已有，盖取诸《益》，取诸《噬嗑》之事，由是言之，其说不攻而自破。至于言神农重卦者，亦未为得，何者？《易》之下《系》又曰：「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盖取诸《益」》。孔安国《尚书序》曰「伏羲造书契」，则是伏羲固已象《夬》而作书契矣，又安得神农重卦而后有《夬》哉？故重卦之人，王弼以为伏羲，而孔颖达亦以王弼之说为是。然则伏羲制卦，文王系辞，夫子翼《易》，所谓人更三圣，其为灼灼无疑矣。至于由三画而八卦，自八卦而六位，阴阳刚柔之理，上下承乘之象，所以广大精微，与天地并，而三圣人之所以尽心垂世者，俟入经随卦言之，此不悉具。姑陈大端若是，以与诸君共讲明焉。

《易》何为而作乎？曰有忧也。何忧乎？忧是道之不明也。《易》何为而重且翼乎？曰有忧也。何忧乎？忧是道之不行也。然则于何而见之？曰：虑是道之不明者，其辞简而严；忧是道之不行者，其辞详而尽。学者平其心，定其虑，取圣人之辞而玩之，则圣人之心瞭然矣。《易》曰「伏羲氏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」，非伏羲氏之心主于明道乎？是故三画之学，寂寥简短，而天人之蕴悉备无遗，此明道之体当然也。至于文王、夫子之时，则夏商贤圣之君久矣不作，礼废乐坏，道孤无主，文王忧之，故与闳夭、太颠、太公望、散宜生之徒讲明体察，断然取《易》而重之。其后文、武、成、康之君，相继而作，而又相之以周公、召公、毕公、君陈，然后世变风移，道洽政治，斯道得以大明。至夫子之时，则王迹浸熄，诗声日微，而是道又绝而不行矣。夫子环视当世之士，如长沮桀溺，傲世绝物，既不可与共斯道，独得一老聃、彭祖而与之周旋。蓝田吕氏谓老聃、彭祖皆殷周之老成人，计其得于殷周盛时，耳目所接，渊源所渐，所谓见而知之者固甚不浅。而吾夫子亦曰「我老彭」，所以见其尊且信之意尤为拳拳也。独夫子犹以为未也，于是周流列国，萃天下之士而与之游。凡天理人情事物之变故，悉以身体之，至晚年而后十翼出焉，故曰「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」。有如十三卦之说，历叙神农氏之所以用《益》、用《噬嗑》，黄帝尧舜氏之所以用《乾》、《坤》、用《涣》、用《随》，此言人君之用《易》而在上者。又言箕子之用晦，颜子之用复，此君子之用《易》而在下者。曰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」，曰「苟非其人道不虚行」，其辞详，其指深，所以望当时至矣。而当世之君未有能用之者，徒能私淑其徒而已矣。按前史，商瞿子木亲受《易》于圣人，自是而后，传授不绝。至于东、西都之士，然后以至于王弼，弼不得其真也，而亦以注显。虽然，商瞿子木以后所谓传授不绝者，《易》之辞尔。至于当时高弟，如曾、颜、冉、雍、子思、孟轲之后，所谓得之于心，行之于身。今其遗书，如曾子十篇，如《中庸》，如孟轲之书，卓然足以为《易》之羽翼者，非史臣之所知也。自秦而后，更汉历唐，千百馀年间不惟上之人无有用此《易》者，然自王弼以后，以至于唐下之人，亦莫有传此《易》者。江南义疏祖尚虚无，盖至于唐仅得一孔颖达辨析音义，颇为当时所宗。然至于圣贤用心，斯道大统，彼固未之深及也。宋兴百年，名儒辈出，胡安定得其用也，邵康节得其数也，程明道、伊川得其理也，周濂溪得其体也，张横渠得其用也，然后《易》之道遂大明于天下。善乎，孔颖达之论曰：「圣人仰观俯察，象天地而育群生，雨施云行，效四时而生万物。若行之而顺，则两仪序而百物和；若行之以逆，则六位倾而五行乱」。详味斯言，则《易》果将有用乎，抑亦徒作之而已乎？圣人于《乾》发明为君之德者惟在刚健中正、自强不息，于《坤》发明为臣之义者惟在于直方正大至明。九卦之序，则上至天子，下至庶人，凡以之尽心养性、修身齐家之道无所不备焉。使人君而用《乾》之义，则天德行刚健，威权不至于下移，纪纲不至于废坏。使为人臣而用《坤》之义，则敬以直内，决无有所谓谀说而欺君者；义以方外，决无有所谓嗜进而苟得者。为士君子而用九卦之义，则《履》以和行，《谦》以制礼，《损》以窒欲，《困》以处穷，《益》以裕德。必如是，然后可以谓之用《易》，而《易》之道行矣。国家开设学校，建立儒官，凡月之朔必使之登席讲书，岂徒为文具哉？讲之而不明弗措也，明之而不行弗措也，如其讲之而不求其知，知之而不求其行，则又何以讲为哉！吾侪小人，眇然其形，蠢蠢林林，杂在万类之中，饥而欲食，渴而欲饮，亦何以异于凡百有生之类哉？而其所以师友千载，陶冶万物，卓然自离于林林蠢蠢之中者，惟曰礼义廉耻而已耳、名节风操而已耳。不然，一日舍是，则孟子所谓异于庶物者几希矣，可不畏哉，可不谨哉！朋友有志于《易》者，幸相与讲明而体察，自夫用九卦之义以尽士君子之操，他时推之事君，则必能尽《坤》之义，以为名世之臣，亦在勉之而已。识者将于此乎观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