鹤先君未第时，酷嗜杜诗，颇恨旧注多遗舛，尝补缉，未竟而逝。又欲考所作岁月于逐篇下，终不果运力，未必不赍恨泉下也。鹤不肖，常恐无以酬先志，乃取椠本集注，以遗藁为之正定。凡经据引者不复重出，又辄益以所闻，于是稍盈卷帙。每诗再加考订，或因人以核其时，或蒐地以校其迹，或摘句以辨其事，或即物以求其意。所谓千四百馀篇者，虽不敢谓尽知其详，亦庶几十得七八矣。吕汲公年谱既失之略，而蔡、鲁二谱亦多疏卤，遂更为一谱，以继于后。先生积著诚多，而不幸不偶，此不足论。独尝谓至成都未几，裴冀公还朝，继帅者李国桢、崔光远、郭英乂，自宜与之弗合，顾与高适定交最早，相知最深，其为西川节度，先生何以翻然舍之而东，曾不如依严武之为密且久？蜀人师氏以《贫交行》为武作，今疑为适而作也。以此知先生赋性特刚，少不如意，则不能曲徇苟合，故不为当时所容，身后又复丑以牛酒之事。曾不知果以饫溺，尚能为令赋诗，且事游憩乎？耒阳之坟岂非宗文早世，先生所谓瘗夭者，而后世附会，滋为人惑。因书于首，以俟博识。嘉定丙子三月望日，临川黄鹤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