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宗于万几之暇，留神六籍，遍阅诸子百家之书，下至近世臣子之作亦无不览。逮御经筵，则曰：「有帝王之学，有士大夫之学。朕在宫中虽无一日废学，然但推前古治道有宜于今者，要施行之耳，非指摘章句以为文也」。吕公著言讲学，亦曰：「天子之学与凡庶不同，必欲求立政立事之要，讲爱人利物之术，非徒事分章析句之学」。臣闻学之为王者事，其已久矣。古先圣人所以皇皇汲汲者，岂从事于口耳之末哉，必欲见之施行，以为治国平天下之道。苟讲诵虽详而大节之不究，记问虽博而至理之未明，是特分章析句之学耳，于国家何补哉！且经所以载道，而道者治之经理，观典、谟则当知帝王之轨范，观《雅》、《颂》则当知王政之废兴，观礼及乐则当知安上而治民，移风而易俗，观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则当知进君子退小人，内诸夏而外蛮夷。以至诸史之观，又当知成败得失之当鉴。如此则处经事而必知其宜，遭变事而必知其权，天下虽大，可运诸掌矣。此乃帝王之学，为人上者所当加意。矧今外而疆埸之未宁，内则民力之未苏，非参稽古训酌而行之，何以兴事而造业乎？臣愿陛下于讲读之际举纲撮要，择其切于今日者审思明辨，则物来能名，事至能应，修文德则可以来远人，进英俊则可以强本朝，明思患豫防之戒则可以安边境，审理财正辞之义则可以足国用，此乃高宗所谓「推前古治道有宜于今者施行之」，而吕公著所谓「天子之学与凡庶不同，必欲求立事之要」者，亦此意也。不然，则博而寡要，徒事虚言，行之惟艰，竟无成效。昔太祖读《书》，谓四凶罪止流窜而叹后世刑网之密；仁宗观《无逸》，谓享国之君宜戒逸豫；哲宗论乂用三德，谓此乃为政之大本，得之则治，失之则乱，而人主不可须臾去。兹皆祖宗典学之大要，而治功赫奕实基于此。监于成宪，其永无愆，惟陛下留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