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韩琦之论曰「天下之事，惟审其是，定而不易，乃可成务」；苏轼亦曰「先定其规模而后从事」。治亦多术耳，而独以定为先者，盖能定而后能应。天下之大，事几之繁，以有限之力而应无穷之变，苟所守不坚，则议论之角立，贤否之杂进，政事之可因可革，其将何以处之？惟吾心有一定见，以之听言则无稽勿听，弗询勿庸；以之用人则任贤勿贰，去邪勿疑；以之出令则坚如金石，信如四时。三者既定，顾何事之不可为哉！恭惟陛下励精更始，总揽权纲，急于听言，则论事之切直者悉蒙崇奖，上书狂悖者亦示优容，公于用人则收召耆哲，招来俊彦。无一艺之不庸，虽寸长而不弃。谨于出令则亲洒宸翰，荐颁德音，或戒饬以警庶官，或奖谕以励将士。圣德日新，四方风动，太平之盛可蹻足以待也。然臣区区之愚，犹欲坚守而不变者，岂故为是过计哉？盖尝敬观元祐之事而参之今日之治，则知定之一说信乎其所当务也。今观其时进拟可行之言，看详奏对之疏，擢旧德于散地，起忠谠于谪籍，停水利而厚农桑之业，罢青苗而复常平之旧，免保甲而去民兵之扰，一时之治，绝后光前，宜若可以无遗虑矣。而当时之臣犹有隐忧焉，刘挚则曰「已行之令持循勿变则治道成」；王岩叟则曰「惟当日笃此心，不可少移初意」。无非欲其一定不易，以为长治久安之计。夫何异议之人日夕摇撼，未几国论一变，或以调停之说进，或以绍述之说进，新学废矣而复兴之，新法罢矣而复行之，边隙息矣而复启之，召衅稔祸遂诒伊戚。然则言治于今日者，可不以是为监乎？且今朝廷之上，凡所施行固不容议，惟愿不以异议而摇，不以小不如意而沮。且机会可乘之言固快人意也，而量时度力则未可以举上策；自治之说若委靡不振也，而实可以图全。揣摩迎合虽若可听，然信而用之，必至于误事；忠鲠戆直虽若逆耳，然推而行之，实切于时政。此心一定，是非莫惑，尚何筑舍道旁之虑哉！臣故曰，听言不可以不定。不当得而得，则扳援而妄求者，头钻而肘刺；才不足用而用，则经营以求进者，肩摩而袂接。硕德伟绩，超躐迁擢，人谁敢议？名实未加于上下而遽膺不次之选，则人怀倖得之心，必以沈沦为恨。把麾持节，善最上闻，增秩进职，彼自知劝，若迭更数易，人无固志，不惟迎送之重费，尤恐绩用之弗成。凡此四弊，一意杜绝，则各安其分，无复侥觊，尚何贤否之混淆哉！臣故曰，用人不可以不定。禁专杀，谨徒刑，所以示钦恤之仁；戒掊克，惩贪墨，所以洗旧污之染。若是者断在必行，犯者勿贷，孰不凛然而知警？乃若蠲免赋租，固欲宽民力也，而州郡乃以用度不赡而冀朝廷之裨补；收纳用券，固救折阅也，而常赋所入亏损过半。既乏现镪以应军旅之支，复窘财用以供经常之费，若是者尤当通融其有无，斟酌而蠲减，否则迫于文移，急于逃责，必至创立名色，肆行科罚，倚法以削，民何以堪？若是则虽有恤下之美名，未必有及民之实惠。必详考熟究，使公私俱便，庶可立为定制。不然则朝行暮改，徒为墙壁之虚文耳。故曰出令不可以不定。虽然，此非至难之事也，特在乎一转移之顷耳。然尤有大于此者，敢以关于理乱之原者陈之。昔吕陶言于哲宗之朝，有曰：「君子小人分辨则治道成，邪正杂揉于朝则治体不能以纯一」。今之君子固汇进于朝矣，岂无投闲置散而未尽用者乎？今之小人固斥逐无馀矣，岂无潜窥阴伺以冀其复进者乎？天下之患莫大乎君子有扶持天下之志，而小人得参其间，使不得以展布焉。夫君子不得以展布，君子何病也？君子一去而小人得以鼓舞而窃其权，肆意妄行，不至于极敝大坏而不止，然则人主果何利于此哉！今大明当天，魑魅尽伏，固无所容其迹，然药石于强壮之时，乃臣子拳拳忧国之忠。《易》曰：「履霜坚冰，阴始凝也」。是必防其微，杜其渐，则天下可以常为泰而不为否矣。臣位卑言高，罪在不赦，惟陛下知其愚。取进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