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人主操富贵之柄以御天下，钱币轻重之权当一出于上，不当与天下共之也。虞夏金为三品，周立九府圜法，利权所在，上实专之。至景王欲更铸大钱，单穆公虽谏而不听，百姓竟蒙其利，揆之刘陶之议则不合。文帝除盗铸之令，赐邓通铜山，得以自铸，而钱乃至于贯朽，质之贾生之论则不然。撰直三千，错刀五千，何其直之多？百钱垫七八与三十五为陌，何其陌之寡？是犹未足深论。彼汉之五铢、唐之开元钱制，是为得轻重之中。然五铢既行，郡国多奸铸而益轻，公卿请铸钟官赤侧，以一当五。其后二岁，赤侧以贱而废，三官钱始富矣。开元既用，以经费不给，始铸乾元重宝参用，以一当十，犯法日数百，终复其旧，然后民便之。夫钱出于上而散于下，上之所重，孰得而轻，顾方行而遽辍何耶？抑上之人不过为一时权宜之举，随即反经耶？否则朝廷之上无以主其议，以一人之言为用舍耶？汉方再造，犹兴五铢之思，唐凡几世，一循开元之制，而赤侧、重宝不复见，抑又何也？国家铜楮并行，深得子母相权之意。顷以楮币益轻，多为秤提之术而未底于重，于是以开禧新布以二准三行于辇毂之下。利权轻重，操之自我，可谓得其宜矣。或者犹谓货泉新旧均国宝也，而自为抑扬，京城内外皆畿甸也，而自为畛域，恐未免抵冒之多。然使以二准三果可通行，则钱之布于天下者，皆可从而增益否？幸以利害得诸目击者，为有司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