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对：臣闻求道有本原，行道有功用，自本原而达之功用，则天下之治可以不劳而举矣。盖道无近功，惟志趣之高远者为足以极其功；道非小用，惟力量之凝定者为足以大其用。自有天地以来，所以脉络世教、纲维人极于不泯不绝之地者，皆非偶然之故也。太极之理流行散见于万类之殊，常人得之由之而不知者也，故必有待于超出乎亿兆人之上者为之君师焉，以一人之心融天地之心，以天地之心觉天下之心。帝之所以为帝，王之所以为王，同此心也，亦同此道也，同此学也，亦同此功用也。然则有帝王之心者，斯能有志于帝王之道；有帝王之学者，亦岂不能进于帝王之用哉！恭惟皇帝陛下英姿天挺，圣学日新，自临御以来，孜孜汲汲，既知求此道之用以用其心，则知推此心之用以用天下。其间大震怒、大拂乱，所以撄宵旰之怀、关玉食之抱者，殆非可以一二计也。陛下端居凝邃，加意讲求，所以压万变之纷纭，镇群疑之汹涌，阴以为天下国家之计者，盖陛下求道得力处也。夫求道既有所得，则夫坚始者之念，以就来者之图，勉今日之诚，以为后日之虑，不以仅定为无恐，不以苟安为自足，凡尧舜三代之所以根柢乎盛治者，是政陛下行道用力处也。因其力之有所得，充其力之有所用。天地之眷厚矣，所以答天地之眷者当何如？祖宗之托重矣，所以奉祖宗之托者当奚若？丕绪之承，今九年矣，所以充拓事业者当何修而至？陛下诚能因其力之有所得，充其力之有所用，自身而家，所以正人伦而系风化者，不可不谨其表倡之几；自家而国，所以别贤否而定名义者，不可不致其微渐之虑；自国而天下，所以谨修攘而全爱敬者，不可不极其勉励之诚。其效證于尧舜三代之所已行，其监具于秦汉以下之所并见，其事信于经训史册之所可考。陛下诚于本原之地而极其神，不徒以曰诵曰讲者为常准，则学之为王者事，宜在陛下方寸间耳，臣又何敢容其喙！请以所闻于师者，拜手稽首，以复陛下之问，惟陛下少垂听焉，臣昧死上愚对。臣伏读圣策曰：「盖闻学之为王者事，由尧舜三代至于今日，未之有改也。而或以为古今有殊时，帝王有异治，世道有升降，各因其时以为治，而无一定之论。吁，有是哉」！臣有以见陛下有志于帝王道统之传，而为昧者发道与时异之叹也。臣闻道与心一，帝王之心与万世一。尧之授舜，舜之授禹，三圣授受，相传一道，载之于《书》。人心、道心之分，惟危、惟微之辨，或生于形气之私，或原于性命之正。惟其形气之并生，虽上智不能无人心；惟其性命之各正，虽下愚不能无道心。故人心每患于难制，而道心每患于难明。难制故危，而安之者常寡；难明故微，而知之者几希。惟精则决择详审，而致知之功深；惟一则主宰坚定，而力行之用久。是以一中之执，万世惟允。成汤传之为昭德建中，文武传之为顺则立极。帝王之治，所以蒸为雍熙，薰为泰和，而无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者，皆此道之功用也。夫以功用之散于天下者若是其明著，而根本之敛于一心者犹不敢废夫讲贯之忱。故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所以号为汲汲于学者，果为何事也？岂非以危微数语肇启其端，故心法之传异世同轨？成汤之礼制，文武之克宅，莫不皆致力于本原之地。虽其时之相去若有不同，而道之相传未尝不一。自世之昧者观之，泥于迹而不求于心，索于治而不求于道。舜、文一也，或疑其劳逸之殊，而不揆其符节之合；商、周一也，或疑其文质之异，而不通夫损益之因。善乎，董仲舒之言曰：「继治世者其道同，继乱世者其道异」。盖其所以异者，世之治乱而已，所谓道则未尝不同焉。故韩愈亦曰：「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武」。即仲舒之所谓继，求韩愈之所谓传，则六七君子之心越宇宙而同神，历千载而一日，又孰谓其世有升降而因时为治，果无一定之论乎？然则能知帝王之无异心，则知帝王之无异道；知帝王之无异道，则知帝王之无异效矣。臣伏读圣策曰：「夫统理民物，为天下君，膺天地之眷顾，蒙祖宗之付托，若是其重，而本原之地无所据依，以善斯世，不可也。是以尧、舜之帝，禹、汤、文、武之王，莫不从事于学。如饥之必食，渴之必饮，未尝外道以出治，舍经以求治也」。臣有以见陛下以天地祖宗之寄为不可忽，以尧舜三王之道为必可行，而欲讲学以求道，即道以求治，而又知所用力之地也。臣闻帝王之心与天地一，祖宗之心与帝王一。帝王，代天地以裁成其化者也；祖宗，法帝王以会通其用者也。故求帝王之治者，当求帝王之道；求帝王之道者，当求帝王之心。心法明则道法著矣，道法立则治法举矣。世去古远，正学不传，生民不见帝王之泽，至治之主盖不世出，而天地之生圣人乃间见于千载之后。艺祖皇帝肇造区夏，拨乱立极，读书而叹后世刑网之密，盖有以契夫天地生育之心矣。仁宗皇帝绍休圣绪，继体守成，讲《易》而得六情六气之说，盖有以契夫天地动静之心矣。夫以祖宗讲明学问，稽式帝王，既无一而不契于天地之心，则夫两间之所眷祐于国家而遗陛下以无疆之休者，要非人力之所倖致也。陛下讲学所以朝夕不倦，寒暑不辍，而必欲与帝王之心同一运量者，盖欲以慰祖宗之托而答天地之眷焉尔。故观乎天地，则见帝王矣；观乎帝王，则见祖宗矣。何则？天地付陛下以此位者也，帝王同陛下以此道者也，祖宗传陛下以此心者也。心得其正，则此道为有宗；道得其正，则此位为无忝。位正而道益可行，道正而心益可制。动息造次，常以天下为忧；安舒暇豫，略不以有位为乐。夫如是也，真知夫天地之所付者至大，而不敢以自小矣；真知夫帝王之所同者至公，而不敢以自私矣；真知夫祖宗之所传者至重，而不敢以自轻矣。自是而充之，以学力所到，日益月新，心术所存，天宽地大，举一世之人济济于雍熙泰和之域，浑浑乎如四时之春，而不见有炎风朔雪之惨者，皆此心之推也。惟陛下益反诸心而用力焉，则功用岂有难致者哉！臣伏读圣策曰：「朕以眇陋，嗣承丕绪，于今九年，昧旦而朝，咨诹辅弼，延纳英隽，日御经筵，曰诵曰讲，咸有常准」。臣有以见陛下统临于上，愈尊而愈谦，问学之勤，愈久而愈不替也。臣闻帝王之学厥有本原，惟谨养乎心术之微，不徒为诵说之务；惟深探夫造端之自，不徒为外饰之求。宫庭深邃，燕佚易失；声色满前，志念易汩。四海九州之大，非空言所能维持；一日万几之繁，非小智所能经理。然所以维持而经理之者，其本会于圣心运量之中，其用形于圣学贯通之后，则是心不可以不尽，学力不可以不充也久矣。故有一念之纵肆，则不足以充此学；有一息之间断，则不足以充此学。外庭固学矣，内庭其可息乎？经筵固学矣，退处其可懈乎？端人正士固与学矣，便嬖使令其可与亵乎？陛下有志于帝王之事，固出于圣心之实然，抑帝王所以兢兢业业，儆戒无虞，孳孳汲汲，悠久不息者，得非陛下之所当深勉，而不徒为言语诵说之末而已者乎？陛下即位固九年矣，然外而疆土之未清，内而奸宄之未靖，陛下而念及此，得不以周之克商，九年大勋未集而勉其忧勤乎？陛下每朝，固咨辅弼、延英隽矣，然内而邪正之未明，外而贪廉之未判，陛下而念及此，得不以舜之三考黜陟，庶绩咸熙，而为几康之戒乎？不然，以可致之资而不能致，以可为之时而不能为，以可豫备之岁月而自惰于不备不虞之域，若是而曰讲诵有常，臣甚不知陛下讲诵之谓矣。陛下苟能以帝王之心为心，则必深求帝王用力之要。凡六经所载，得之于经筵之所诵讲者，诚非徒以讲诵为也。口以诵之，必反心而载惟；学以讲之，必闻义而力徙。故于至善之所当止，则必如好好色，使之眼明心悦可也；于不善之所当改，则必如恶恶臭，使之影灭迹绝可也。学有如是，则本原正矣。本原既正，则自身而家，自家而国，自国而天下，无一政之不立，无一事之不举，功用之著其可以限量既耶？臣伏读圣策曰：「六经之道，所以该贯天人，维持世变者至纤至悉，不可胜穷，而《通鉴》一书又所以著历代之美恶，以劝戒于后者。莫先于修身而齐家，进君子而退小人，严名分而遏乱萌，修政事而靖边疆，恤民隐而惧天变」。臣有以见陛下会经训之精粗，明史册之劝戒，而欲用力于君德治道之大者也。夫经所以载道也，史所以纬经也，人主之学所以讲经与史者，盖欲为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用者也。臣尝以是观之，六经皆所以言天人，而至于该贯其道，则莫详于《易》与《春秋》之为书；六经皆所以维持世变，而所谓至纤至悉，则莫大于《易》与《春秋》之为用。《易》者，六艺之原也。卦有阴阳，固所以明天道也，而吉凶悔吝未始不以人言之，则《易》之所以维持世变者，宜乎极其所谓变通鼓舞之道，而不可以致诘也。《春秋》者，史记之约也。义有褒贬，固所以明人道也，而灾异所书，未尝不以天言之，则《春秋》之所以维持世变者，宜乎定天下之邪正，而乱臣贼子皆凛乎其知惧也。即《易》与《春秋》之旨而槩之六经之道，则维持世变，至纤至悉而不可胜穷，自修身齐家至于恤民隐而惧天变者，可以类推矣。虽然，此经之所以载道者然也。至于史之所以纬夫经者，则自周之衰以讫五代之季，其间安危理乱之分，成败兴亡之故，上下数千年间，皆若烛照龟卜而不可掩。然以善论世变者观之，汉大纲仅正，而万目则未甚举；唐万目举，而大纲又不能正。则其所以正人伦而系风俗，别贤否而定名义，谨修攘而全爱敬，大槩不可以帝王之功用并言者，要亦有由矣，是乌可不为本原之论哉！空谷而足音，晦冥而日月，绝无仅有之中而求其粗合于古帝王之道，惟文帝一人而已。昔孝宗皇帝与大臣论古今治乱，因曰：「自汉唐以来人君，惟汉文帝粗能知道。自文帝之外人君，非惟不知道，亦不知学」。大哉王言，深于考论夫后世人主之为学者乎！试即文帝之粗知道者观之，虽其礼文之事犹或多缺，然刺取六经，盖亦髣髴于王者之意。故当时之治蔼然，犹有王者气象。非粗知道者，其孰能之？自其躬玄嘿，丽道准仁，而修身之道粗明。所幸夫人衣不曳地，而齐家之道粗立。张武受赂，益愧其心，吴王不朝，赐以几杖，而治国之道又粗审。以至弃细过而绝戎隙，成军礼以张国势，务休息而专德化，警灾异而求直言，凡可以为平天下之道者，亦粗于此而加之意。然则文帝之所以为汉德之盛者，岂非粗知道之效欤？夫惟文帝粗知六经之道，既足以致后世之治，后世考论文帝之史，则当劝其所以为文帝者，而戒其所以不如文帝者；当劝夫文帝之可以到帝王者，而戒夫文帝之终于未到帝王者。则治道功用，又岂容外吾心而求之乎？臣愿陛下反求此心，加意力行，以可到帝王者自勉，以未到帝王者自励。此则在于用力不用力耳，乌患其有难行者哉！臣伏读圣策曰：「朕深惟经训史策日陈于前，文字繁多，途辙迂阔，求其所以寘力者，乃即燕閒，窃有慕古人缉熙光明之义，日就月将，躬履神会。盖以基治道之本，一人心之归，使普天率土，若士与民，悉共由于理义而无本末舛逆之患、上下异向之风，顾不韪欤」！臣有以见陛下加意于缉熙之诚，用力于本原之地，而欲推而达之于治道功用之大也。夫经之与史，虽文字之繁，而关于君德治道者，则未尝无纲领之要。夫「缉熙光明，日就月将」，此诗人之所述，而成王用力为学之实也。至于曰躬履、曰神会，此则陛下心术纯明，义理融贯，能以诗人之所述者究心，而又以成王之所学者用力也。盖躬之所履，皆力行之事；神之所会，皆致知之功。行无不力，则缉熙矣；知无不致，则光明矣。以陛下之躬履神会，求成王之缉熙光明，而又形诸心画，发诸圣制，布尧言于天下，断断然以为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为本，而知夫学之有益于人国矣。举天下之大，家传人诵，皆灼灼然知陛下缉熙光明之懿，殆与成王不可以异观矣。抑成王之所以谨养其心，以为讲学之本也，陛下亦尝实用其力乎？臣考诸《诗》曰：「敬之敬之，天维显思，命不易哉」！群臣告成王以用力之大者也。而谆勤恳切之意，又必继之以「无曰高高在上，陟降厥士，日监在兹」，盖欲其知天之监无往而不在，无时而不然，而敬之为敬，无一动之或违，无一息之可弛也。成王于此，灼知用力之要，谦虚挹损，形之于言，曰：「惟予小子，不聪敬止」。必加之以日就月将之诚，懋之以缉熙光明之益，积而至于亿万年天休之敬。以是而论，则知「缉熙光明」乃为学之要，而「敬之敬之」又缉熙光明之要也。今陛下既即燕閒，慨慕于古，其事非不伟也；至于古所以谨处燕閒，无微而不敬者，兹又陛下切身之事，而治道之所由以基，人心之所由以一，义理之所由以克广者也。盖敬者，主一无适之谓，彻上彻下之道，陛下与成王所谓缉熙光明之实，而二帝三王所以传授心法之准的也。故也䌷绎心思，续续不已，充广心地，恢恢有馀，而后可以言缉熙。清明一有纷汩，志虑一有间断，气象一有褊狭，则不足谓之缉熙矣，而可以为敬乎？必明善诚身，动与理觉，尽心知性，静与理融，而后可以言光明。物欲少有障蔽，血气少有昏蒙，智识少有凝滞，则不足谓之光明矣，又可以为敬乎？陛下之所谓躬履，盖履此敬也；陛下之所谓神会，盖会此敬也。以是而基治道，使天下国家之治如尧舜三代之盛可也；否则规摹弗立，玩愒小康，本末之不能无舛逆者，皆治世之累也。以是而一人心，必使远近风俗之化如尧舜三代之美可也；否则仪刑弗谨，观听莫新，上下不能不异其向者，皆风俗之弊也。陛下能反求此心，常守此敬，内主乎一而不病乎杂，外无所适而不徇乎私，本正而末自随，上倡而下必应，阴消其舛逆之患，潜格其异向之风，则其感动意思，殆与七十子之服孔子者同一机括也。臣愿陛下以真存心，则躬履神会，自不能掩其功用之著。由是而充之，则以成王之学造帝王之道，惟陛下加之意而已。圣策又曰：「若夫商政治之得失，求民俗之利病，论士习之厚薄，则有所未暇。盖以本原既立，则他可以序举也」。臣窃谓陛下之言及此，岂非天下之幸，而天地祖宗之望陛下者乎！盖政治之得失，每系于君道转移之间；民俗之利病，实关于君政修废之顷；士习之厚薄，亦视夫君心之好尚者如何。陛下不屑屑于三者之计，必谆谆于本原之正者，岂非以用力于本原者既善，则三者之效特举而措之耳。故《中庸》论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而曰所以行之者一。《大学》言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道，亦以脩身在正心者为之本。陛下讲明于此，盖亦熟矣，继今而后，极致知之善，尽力行之诚，因全体之明，求大用之著，必刚以制欲，必勇以力行，必恭俭以约己，必渊静以养心。如是则本原既正，三者之序断断乎其可举。不然，外有讲学之文，内无讲学之实，诿本原之论以盖其事体之失，假脩饬之具以掩其修省之愆，戒酒有箴而无益于制心，缉熙有记而无益于进德，若是而曰政治之未暇问，民俗之未暇问，士习之未暇问，是自置天下国家于圣度之外，又安足以为本原之论哉！昔孝宗皇帝圣训有曰：「朕心未尝放下，一日间天下定行一遭」。孝宗之所以经营于念虑者若是其详且悉，曾谓其以本原之是正而一切付天下之事于未暇问乎？圣谟洋洋，载在国史，皆陛下之所当体而行之者也。臣愿陛下益反之心曲，加其真实无伪之功，广推于外，旁达其运量不穷之妙，则本原在于圣心矣，凡陛下策臣以经史之所当讲者皆可以序而举，况于是三者之务哉！圣策之所以幸教臣者亦已至矣，而陛下谦冲温粹，犹终之曰：「子大夫奉对于庭，其以有得于经史者，䌷绎而毕陈之，朕将亲览」。臣仰见陛下咨访不倦，嘉与草茅之贱求本原之纤悉，非徒为是诹采之文具也。臣窃闻六经之书，致治之成法也；史之为史，亚乎六经者也。夫致治成法既皆具于经，而史又亚乎经之道，则凡天下国家之治，非徒本原之是正而已。至于纤悉节目，所以救习俗之失、防人心之微者，经之与史盖相贯通而互发明也。陛下既俾臣等䌷绎而毕陈之，臣不能罄竭肤浅之万一，以为陛下告，不惟下负所学，抑亦上负陛下之谆诲矣。然臣之所尤拳拳于陛下而不能自已于纳忠者，其说盖有三焉：一曰固民心，二曰肃军心，三曰正士大夫之心。盖民者国之命脉也，兵者国之精神也，士大夫者又国之医师砭剂也。为人上者当使命脉坚强，精神运动，常致谨夫医师砭剂之用，以为元气调养之方，则立国之势，自隐然有安靖和平之功用矣。臣请竭其愚而终言之。《书》曰：「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怨岂在明，不见是图」。此言民不可以不固，怨不可以不弭也。今之所以固民者何如耶？田闾困于科率，市井困于征求，商贾困于抽敛，富家大室困于奄没之刑。叠是数困，犹未已焉，远近怨咨不可闻也。乖戾之气上熏于天，激而为江闽之盗，滋而为辅近之奸，涨而为都会之灾，溢而为边陲之警，延而为数千里之旱，岌岌殆哉！国家命脉，一缕千钧，深可虑也。昔光武中兴，邓禹劝之以立高祖之业，救万民之命。先朝范镇亦曰：「欲备契丹，莫若宽天下之民」。此皆所以为命脉计也。陛下亟图之，则其證犹可起也，否则非臣之所敢知矣。《书》曰：「其克诘尔戎兵，以陟禹之迹，至于海表，罔有不服」。此言卫国以兵，诘之者有其道，则服之者有其机也。今之为兵者何如耶？自核实之不加，而兵益以冗；自训练之不精，而兵益以惰；自豢养之不戒，而兵益以脆；自等级之不严，而兵益以骄；自刻剥纵弛之相蒙，而兵又流于叛且溃矣。夫国家竭民之力以养兵，盖资之以卫吾国也，今乃不冗则惰，不惰则脆，不脆则骄，不骄则叛，不叛则溃，习于纵敌而不习于死敌，利于为寇而不利于禦寇，敢于犯上而不敢于卫上，于是士卒得以陵偏裨，偏裨得以陵主帅。闽南之纷乱方迩，而继之以江右之陆梁；西蜀之惊荡方传，而因之以淮东之奔迸。姑息养祸，浸以成风，蔓草难图，忧未歇也。昔晋文公城濮之战，见其师少长有礼，而知其可用。艺祖皇帝始明军法，使以阶级相承，小有违犯，咸伏鈇锧，是以上下有序，无征不服。此皆所以为精神计也。陛下其亟图之，则其患犹可弭也，否则非臣之所敢言矣。夫固国以民，卫国以兵，二者命脉之所关，精神之所系，一日不可忽焉者也。然所以护养其民、调伏其兵者，惟有士大夫以为医砭尔。夫圣人养贤以及万民，而命将遣帅以卫中国者，亦以重戍役车徒之责。今之为士大夫者，臣又不知其果何如邪？陛下以培固邦本为心，而监司守令则行之以朘削膏血之政；陛下以运动国势为心，而曰将曰帅则乘之以消沮士卒之私；陛下以兴利除害、信赏必罚为心，而内外大小之臣则应之以虚诞苟且、偷安旦暮之计。是无怪乎上之真德实意不能宣达于其下，下之吞声隐气不能通达于其上。上下隔绝于势分之交违，则夫民怨而思乱，兵怨而思叛，亦其理之所必至也。昔汉宣帝欲安渤海之警，得一龚遂，单车至府，宣布教令，慰安牧养，盗为之悉平，而民不患其不安者，以得人而安之也。唐马燧之在河东，驭马厮役教以骑射，比及二年，得精兵二万，而兵不患其不强者，以得人而制之也。是以国朝开基之初，藩侯不抚百姓，则有断不容之之戒，至于南征北伐，战胜攻取，兵不过二十万者，亦惟以曹彬、潘美为将耳。此其于国家砭剂之用，明效大验，彰彰然足以为后人嘉赖维持之地，盖汉唐之美独盛于一代者也。今陛下所慕者帝王之道，所鉴者汉唐之言，所取者祖宗贻谋之善，则其所谓一军民之心者，要莫先于正士大夫之心；而其所以正士大夫之心者，又不过先正陛下之心而已。董仲舒有言曰：「人君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，极而至于四方远近之一于正」。此又自本原而达之功用，古今不易之至论也。惟陛下于此而实用力焉，则天下幸甚，宗社幸甚。臣无任，昧死谨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