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中庸》者子思子所著之书，所以开大原，立大本，而承圣绪也。义理精微而实难于窥测，规模宏远而实难于会通，众说淆杂而实难于折衷。此子朱子以任其责，而后学亦已春融而冰释矣。惟愚滞之见，常觉其文势时有断续，语脉时有交互，思而不敢言也，疑而不敢问也。一日，偶见《西汉·艺文志》有曰「《中庸说》二篇」，颜师古注曰「今《礼记》有《中庸》一篇」，而不言亡其一也。惕然有感，然后知班固时尚见其初为二也，合而乱之，其出于小戴氏之手乎？彼不知古人著书未尝自名其篇目，凡题辞皆后人之所分识，徒见两篇之词义不同，遂从而参伍错综，成就其总题已。天赋为命，人受为性，所赋所受本此实理，故「中庸」二字为道之目，未可为纲，「诚明」二字可以为纲，不可为目。仆不揆狂僭，为之隐索，取而析之，以类相从，追还旧观。但见其纲领纯而辨也如此之精，条目疏而理也如此之莹，首尾相涵，可谓缜密，气脉流通，可谓融畅。虽各提一「性」字而其义不同，一原其性之所自来，一原其性之所实有。虽各提一「教」字，而其旨亦异，一以行为主，故曰脩道，一以知为主，故曰明诚。始于天者终于天，始于诚者终于诚，分限严而不杂，涂辙一而不差，子思子亦可以无遗憾于千载之上矣。或曰：「自汉晋以来诸儒先未尝疑也，至于朱子章分句析，研机极深，而无间言也，子何为者，而勇于妄论乎」？曰：非敢妄也，有所證也。此书唯《哀公问政》章交搆为最深，加以王肃贸贸然独掇此章，充塞乎《家语》之中，此先儒之所以不疑也。幸有「在下位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」十有四字，郑氏所谓误重在此者，此感人之根乎其论，旧章之痕迹尚未磨也，其性参之位置尚莫掩也，使后世可以指瑕索瘢，正其茍合者，殆天意也。又以班固「《中庸说》二篇」五字不列于诸子之上，而晦昧于古《礼经》之末，窃意子朱子未必见也，或见而未必注思也。不然，以朱子之精明刚决，辞而辟之久矣，奚俟于今日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