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杜正伦知起居注，帝曰：「朕在朝不敢言，必利于民乃出诸口」。正伦曰：「臣职左右陛下，一言失非止损百姓，且笔之书，千载累德」。帝悦。

臣闻人主之言，天下欢忻嚬蹙之判，万世荣华污辱之候也。盖言而不善，易于丧邦；书而不法，何以示后。一言之失，始则天下被其害耳；而国史书之，虽人主亦不免乎后世之议矣。杂霸之言，累宣帝之治也；符谶之言，损光武之德也；卖直取名之言，亏玄宗之明也。枢机之发，固不可不谨也。唐太宗谓言有利于吾民乃出诸口，杜正伦极论其失，且谓非止百姓之祸，抑以贻千载之讥，理有固然，非过论也。以陛下之号令文章，编之《周诰》、《商盘》而无愧也，听舆人之论，岂无足以为白圭之玷者？琐姻之跻膴仕，弊政也，今或命之进拟；弹劾不避权贵，美事也，今或谕之调停。钱神可以排紫闼，虽琐屑之讼，而剖决或烦于圣断；贡物欲以实琼林，虽经常之赋，而宣取或见之指挥。内廷营求恩泽，苟碍条令，则出于特旨；近习凭依威势，苟犯有司，则压以玉音。直士当用而不尽用，则谓其颇涉于大言；小人当去而不尽去，则谓其姑存于事体。大臣，与天子相可否者也，今天子乃与大臣相可否；台谏，与天子争是非者也，今天子乃与台谏争是非。凡若此者，果太宗之所谓利于民者乎？善乎荀悦之言曰：「二史，君举必记」。得失一朝，荣辱千载，果若人言，岂特害当时之政哉，千载之下为圣德之累，亦不细矣。臣愿陛下思道揆之重，念作猷之难，内朝外朝，无所不致其谨。因如纶之义，则知自微之必至于著，明《观》《颐》之象，则知已出之不可复入。号令必使民悦，嚬笑必待有功。内降干求，许所司之执奏；指挥乘快，虑史册之必书。笔之帝纪，使后世以为法，而不以为戒，则天下幸甚。臣职在纪言，故敢以正伦谨言语之说为献，惟陛下留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