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民以来，未有盛于孔子，此亲见圣人者之言也。前犹未有，后孰得而并之？然鲁孔子父母国，诸弟子学于其门，其没也鲁君一诔而止，门人三年而归，阙里之教于是寂寥矣。近鲁者齐，昔者历聘之所首至，孟子得其传而仕于此，亦尝一称仲尼而对其君，然身不留，道不行，固无望其君能推其学之所自出，而表章先圣于过化之地也。夫道能信于万世，而相去未远之时，齐、鲁视之蔑如，其空言之幸存，恃有门人与孟子而已，乌在其为生民以来之最盛者哉？夫亦要诸久而已矣。通祀比之社稷，立学遍于郡县，巍巍乎万世一人，当时亲见圣人者之言，盖至此而愈信也。后千五百年，我宋濂溪先生周元公出所著之书，惟《太极》一图与《通书》四十章，而《通书》亦惟推明《太极图》之意。二程子少而师之。至于朱文公继作，乃推寻二程子之言，见其合于图书，而信其得于授受，于是图书之传益以光大，学者尊之，几与《易》、《论语》等。天子特为之表章于上，自是元公之里居与其仕国所在，奉祠堂、建书院矣，此孔子所未尝得于齐、鲁者也，何其盛哉！窃尝疑之，当熙宁间，元公在南，二程子在北，而元公以癸丑岁没，二程子毋乃未之闻耶？后十有四五年，二程子之道下信于门人，上信于君相，而自朝廷至四方曾未有知元公之师道者。其后洛学再厄，而讥毁不及于元公，则犹幸其未尝彰显于熙宁、元祐故耳。今学者得图与书而学之，盖稍出于中兴以后，而最盛于三四十年也。孔子得通祀与立学于千馀年之后，而元公祠堂、书院近见于百馀年间。就百馀年观之，则熙宁、元祐之人所未能通知者，亦必待今日而后大。显晦久近又各有时，皆非人之所能为耶？岭南韶为文献国，刑狱使者台治在焉，元公所尝莅之官也。往年长沙愚斋杨公持使节，筑相江书院于帽峰之麓，中为祠堂，旁居学徒，后人屡有增拓，且立先圣殿，而受赐额于朝矣。越十有九年，公之兄之子谦仲父继以是节来，又益大之，视前加倍，而规制之端正，则韶士以为是具上庠之体者也。谦仲父前为道州，濂溪书院创于其手，先帝御书六大字以表之，今复为此于韶，以成愚斋公之志。殆若一家之事，父基而子堂之者，道犹鲁，韶犹齐，二书院同出于一人。甚矣，于斯文拳拳也！予昔与谦仲父同朝，而韶士亦有与予相闻者，以书来请曰：「元公昔使此部，将漕两年，仅八月而去之。其未去也，巡历属部无虚月，留此州之日甚浅，所著图书又未出，是当时之亲炙曾不若今日之闻知也。二杨先生惠后学至矣，愿记书院之大成，而因有以诏我」。予不敢辞，则复之曰：图书固元公义理之极致，然二程子之师之也，窃意斯时讲闻大意，成书之出与否未可知也。后又远不相闻，非若孔门诸子终其身而事夫子者。故伊川谓明道自十五六闻周茂叔论道，慨然有求道之志，未知其要，出入于诸家，泛滥于老释者几十年，反求诸六经而后得知。深味此语，则元公固亦开示其端，而徐俟其自得云尔。夫以亲受学于元公，而犹曰未知其要；及其得也，则以求诸六经之力，然后与元公之学吻合，而无毫发之差。盖六经圣人之心在焉，元公之学之所自出也。二程子从其学之所自出而学焉，斯与元公同其所得矣。今元公图书满天下，其文至约，家传而人诵之也，犹有如二程子自谓未知其要，而又求诸六经于受学十年之学者乎？必如是，然后自得；自得然后信元公真吾师也。不然，莫要于图书，夫既传诵之矣，所忧者自得不在我耳。以元公为之师，犹退而求之六经者，二程子也。见元公于图书，而曰吾知之矣，六经可以无求矣，噫！此则二程子所不敢也。予方自为此惧，而安能效寸益于相江书院之士乎？敬为书院记岁月而已。愚斋公名大异，初建书院于淳祐丁未。谦仲父名允恭，更新书院于景定甲子。次年咸淳改元秋八月，庐陵欧阳某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