馀姚县学，震之所旧游，学舍诸长上皆震之所尝承教。今兹承乏乡部，误蒙诸长上联璧之翰，谓文公朱先生亦尝持此常平之节，此邑又其所尝经从之地，以震曾读文公之书，俾诵所学。其为谦德甚至，而其为说亦切矣。然震窃谓讲书正非文公之所以教也。文公讲学五十年，未尝为讲义，惟过玉山尝有讲义，亦不过录问答数语；虽过馀姚之学，而无馀姚县学讲书之事。震何人，而敢僭越！况近世讲书，讲者非所问，听者非所疑，正文公畴昔之所戒耶？辞至再三不获已，姑道区区鄙见，以谓言之不若行之耳。未知诸长上以为如何，更乞赐教为幸。

子曰：「古者言之不出，耻躬之不逮也」。

古者，举古之人，以警今之人也。耻者，谓言或过其行，则古之人以为深耻也。夫子此意，正欲学者讷于言而敏于行耳。盖理有自然，本不待言。四时行，百物生，天不待言，而有自然之运化；大之为三纲五常，微之为薄物细故，人亦不待言而各有自然之准则。此夫子所以叹「天何言哉」，而谓「予欲无言」，其有不得已而见于问答者，亦皆正为学者躬行而发。凡今见于《论语》二十篇者，往往不过片言而止。言之非艰，行之惟艰，圣门何尝以能言为事？自杨氏为我，墨氏兼爱，不力辩之则行之者差矣，孟子始不得已而详于言。老氏清净，佛氏寂灭，不力辩之则行之者差矣，韩子始不得已而详于言。高者沦空虚，卑者溺功利，不力辩之则行之者差矣，周子、程子始又不得已而详于言。周、程既没，学者谈虚，借周、程之说，售佛、老之私。向也以异端而谈禅，世犹知禅学自为禅学；及其以儒者而谈禅，世因误认儒学自为禅学。以伪易真，是非贸乱，此而不辟，其误天下后世之躬行，将又有大于杨、墨以来之患者。文公朱先生于是力主知行之说，必使先明义理，别白是非，然后见之躬行，可免陷入异端之弊。此其救世之心甚切，析理之说甚精。学者因其言之已明，正其身之所行，为圣为贤，何所不可！顾乃掇拾绪馀，增衍浮说，徒有终身之议论，竟无一日之躬行。甚至借以文奸，转以欺世，风俗大坏，甚不忍言。文公所以讲明之初意，夫岂若是？然则今日其将何以救此？亦在明吾夫子之训，而深以言之轻出为耻。其形于言也，常恐行有不类，惕然愧耻而不敢轻于言；其见于行也，常恐不副所言，惕然愧耻而不敢不勉于行。则言日以精，行日以修，庶几君子之归而不至骎骎陷入虚诞欺罔之域，则可无负于文公知行并进之训矣。君子小人之分，决于言行之相顾与否；言行之相顾不相顾，又决于此心之知耻与否。吾徒其可不日加警省，而徒以多言为能哉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