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春秋》非史也，谓《春秋》为史者，后儒浅见不明乎《春秋》者也。昔夫子因《鲁史》习《春秋》，垂王法以示后世。《鲁史》，史也。《春秋》则一王法也，而岂史之谓哉？陋儒曲学以史而观《春秋》，谓其间或书或不书，或书之详，或书之略，或小事得书，大事缺书，遂以此疑《春秋》。其尤无忌惮者，至目《春秋》为断烂朝报，以此误天下后世，有不可胜诛之罪，由其不明圣人作经之意，妄以《春秋》为一时记事之书也。或曰：「《春秋》与《晋乘》、《楚梼杌》并传，皆史也，子何以知其非史而为是言乎」？曰：史者，备记当时事者也。《春秋》主乎垂法，不主乎记事。如僖公二十八年，晋文始霸，是岁所书者皆晋事；庄九年齐桓公入，是岁所书者皆齐事；隐四年卫州吁弑君，是岁所书者皆卫事；昭八年楚灭陈，是岁所书者皆陈事。有自春徂秋止书一事者，自今岁秋冬迄明年春夏，阅三时之久而仅书二三事者。或一事而累数十言，或一事而屡书特书，或著其首不及其末，或有其义而无其辞，大率皆予夺抑扬之所系，而宏纲奥旨，绝出语言文字之外，皆圣人心法之所寓，夫岂史之谓哉？盖《晋乘》、《楚梼杌》、《鲁春秋》，史也，圣人修之则为经。昧者以史而求经，妄加拟议，如蚓蜗伏乎块壤，乌知宇宙之大、江海之深？是盖可悯，不足深责也。铉翁早读《春秋》，惟前辈训说是从，不能自有所见。中年以后，阅习既久，粗若有得，乃弃去旧说，益求其所未至。明夏时以著《春秋》奉天时之意，本之夫子之告颜渊；原托始以昭《春秋》诛乱贼之心，本之孟子之告公都子。不敢苟同诸说之已言，不敢苟异先儒之成训。三传之是者取焉，否则参稽众说而求其是；众说或尚有疑，夫然后以某鄙陋所闻具列于下。如是再纪，犹不敢轻出示人，将俟晚暮辑而成编，从四方友旧更加订證。会国有大难，奉命起家，无补于时，坐荒旧学。既遂北行，平生片文幅书无一在者，忧患困踬之久，覃思旧闻，十失五六。已而自燕来瀛，又为暴客所剽。然以地近中原，士大夫知贵经籍，始得尽见《春秋》文字，因答问以述己意，卒旧业焉。书成，撮为纲领，揭之篇端。一原《春秋》所以托始，二推明夫子行夏时之意，三辨五始，四评三传，五明霸，六以经正例，凡十篇。俾观者先有考于此，庶知区区积年用意之所在。夫若僭躐之罪，则无所逃。眉山后学寓古杭家铉翁谨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