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王临川与张殿丞书，悼其先人之事无传，以为「必能言之君子，名实足以信后世者，耳目所寓，一以言载之，遂可不朽于无穷」。嗟乎！王韶州官为尚书郎，荆公其钜子也。苟非所托，犹不能振其绪功馀烈，况书生寒苦，文字之细微者乎！此其所以抱先人遗业，怅怅然求当世名公钜卿一言，而不敢易其出也。何则？先人固以章甫逢掖终其身，而其文又未尝得列于清庙明堂制作之盛，彼所谓名公钜卿者，皆非其所知也；非其所知而吾方茫昧想像以求之，固未必可言；言之固未必可信，不信则为欺而已矣。欺来者犹不可，况往者乎？伏惟先生之主书乐平也，先子实以邑子与执经焉，距今四十年矣。夫以接其人于为邑子之时，而知其文四十年之久。然则不肖孤之求也固可言，先生之言也固可信矣。于是乎慨然而褒扬宠嘉之，牵连藻绘及其嗣人，顾何以得此于门墙哉！唐人吴武陵奉其先集曰《濮阳文》者，求序于柳河东，河东为书其人孝悌忠信之行于编端万馀言，而曰：「吾闻诸博陵崔君，此之谓茫昧而求，想像而言者也」。由今观之，某之得侈于武陵先生之赐，重于河东矣，敢无谢乎？秋菊寒泉，且明荐之。九原可作，尚有感于斯文，其何容喙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