楷既纂集此书，或曰：「程子言理而不及卜筮，朱子则推本古圣人因卜筮教人之意，二者固不同矣，子比而同之，何邪」？楷闻之北溪陈氏曰：「《易》之起原于象数，自象数之既形，则理又具于象数之中，而不可以本末二其观也；《易》之作本于占筮，自占筮之既立，则理又寓于占筮之内，而不可以精粗二其用也」。此正程子所谓体用一源、显微无间者。若偏于象占而不该夫理义，则孔子之意泯；一于理义而不及夫象占，则羲、文、周公之心亦几乎息矣。朱文公《本义》之书作，所以必表伏羲图象，冠诸篇端，以明作《易》根源之所自来，一出于天之自然，而非人为智巧之私。又复古经传次序，推原四圣所以成书之本意，递相解释，而惟占法之明，随人取决，而无偏辞之滞，而天下义理为之磨刮精明，依然涵萃于其中。本末精粗兼该具举，近以补程《传》之所不足，而上以承四圣之心，所谓开物成务之大用，至是又益周备，而《易》道之盛，于此无馀蕴矣。又曰：凡文公之说，皆所以发明程子之说，或足其所未尽，或补其所未圆，或白其所未莹，或贯其所未一，其实不离乎程说之中，必如是而后谓有功于程子，未可以优劣校之，此楷区区纂集之意也。夫朱子之书，固以补程子之所未及，而程子之名言，盖有朱子不能加毫末于其閒者，谓二书为不同，可乎？读者详之。是岁良月谨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