孟子曰：「人之患在好为人师」，韩子犯之，而世怪且骂，柳子厚所谓「惴惴然而不敢」也。某承乏此邦，其于教化，号为有一日之责。盖尝告朔而履乎学宫，得闻诸君之所以授受者，而亲陟皋比，与逢掖讲师弟子礼，则僭之为尤。书堂有事乎先贤，诸君不鄙，而固以请，则虽寡陋，夫焉得辞？某初被命来守，尝启政路曰：古之为诸侯，先政化而后簿书期会，世之不淑，乃倒置，此则相与病夫风俗之弊，而士行不立，且伤夫教道之久废，而未有一救之也。固尝有及于君子德业之义，而重反覆焉。辄诵所闻，并绎其旨。与诸君茂明之。

《易》曰：「君子进德脩业。忠信，所以进德也；脩辞立其诚，所以居业也」。中心之谓忠，以实之谓信，无妄之谓诚，三者一道也。夫所谓德者，忠信而已矣。辞者德之表，则立此忠信者，脩辞而已矣。德是就心上说，业是就事上说。德者统言，一善固德也，自其一善以至于无一之不善，亦德也。德有等级，故曰进。忠信者，实心之谓。一念之实固忠信也，自一念之实以至于无一念之不实，亦忠信也。忠信之心，愈持养则愈充实，故曰忠信所以进德。辞者，谨饬其辞也。辞之不可以妄发，则谨饬之故。脩辞所以立其诚，诚即上面忠信字。居有守之之意。盖一辞之诚固是忠信，以一辞之妄间之，则吾之业顿隳，而德亦随之矣。故自其一辞之脩，以至于无一辞之不脩，则守之如一，而无所作辍，乃居业之义。德、业如形影，德是存诸中者，业是德之著于外者。上言进，下言脩，业之义，所以为德之表也。上言脩业，下言脩辞，辞之脩即业之脩也。以进德对脩业，则脩是用力，进是自然之进。以进德对居业，则进是未见其止，居是守之不变。惟其守之不变，所以未见其止也。辞之义有二，发于言则为言辞，发于文则为文辞。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虽若岐为四者，然文、行安有离乎忠、信？有忠信之行，自然有忠信之文；能为忠信之文，方是不失忠信之行。子曰：「言忠信，行笃敬」。则忠信，进德之谓也；言忠信，则脩辞立诚之谓也。未有行笃敬而言不忠信者，亦未有言不忠信而可以语行之笃敬者也。天地间只一个诚字，更颠扑不碎。观德者只观人之辞，一句诚实便是一德，句句诚实便是德进而不可禦。人之于其辞也，其可不谨其口之所自出，而苟为之哉？嗟乎！圣学浸远，人伪交作，而言之无稽甚矣。诞谩而无当，谓之大言；悠扬而不根，谓之浮言；浸润而肤受，谓之游言；遁天而倍情，谓之放言。此数种人，其言不本于其心，而害于忠信，不足论也。最是号为能言者，卒与之语，出入乎性命道德之奥，宜若忠信人也；夷考其私，则固有行如狗彘而不掩焉者。而其于文也亦然，滔滔然写出来，无非贯串孔孟、引接伊洛，辞严义正，使人读之，肃容歛衽之不暇；然而外头如此，中心不如此，其实则是脱空诳谩。先儒谓这样无缘做得好人，为其无为善之地也。外面一幅当虽好，里面却踏空，永不足以为善。盖由彼以圣贤法语止可借为议论之助，而使之实体之于其身，则曰「此迂阔也，而何以便吾私」，是以心口相反，所言与所行如出二人。呜呼！圣贤千言万语，教人存心养性，所以存养此真实也，岂以资人之口体而已哉！俗学至此，遂使质实之道衰，浮伪之意胜，而风俗之不竞从之。其陷于恶而不知反者，既以妄终其身，而方来之秀习于其父兄之教，良心善性亦渐渍汩没，而堕于不忠不信之归。昔人有言：「今天下溺矣」。吾党之士犹幸而不尽溺于波颓澜倒之冲，缨冠束带，相与于此求夫救溺之策，则如之何？噫，宜亦知所勉矣！或曰：至诚无息，不息则久。积之自然如此，岂卒然旦暮所及哉！今有人焉，平生无以议为，而一日警省，欲于诚学旋生用工夫，则前妄犹可赎乎？曰：无伤也。温公五六岁时，一婢子以汤脱胡桃皮，公绐其女兄曰：「自脱也」。公父呵之曰：「小子何得谩语」！公自是不敢谩语。然则温公脚踏实地，做成九分人，盖自五六岁时一觉基之。温公犹未免一语之疵也。元城事温公凡五年，得一语曰「诚」。请问其目，曰：「自不妄语入」。元城自谓：「予初甚易之，及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，与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。力行七年而后成」。然则元城造成一个言行一致，表里相应，盖自五年从游之久，七年持养之熟。前乎此，元城犹未免乎掣肘矛盾之愧也。人患不知方耳，有能一日涣然而悟，尽改心志，求为不谩不妄，日积月累，守之而不懈，则凡所为人伪者，出而无所施于外，入而无所藏于中，自将销磨泯没，不得以为吾之病，而纵横妙用，莫非此诚，《乾》之君子在是矣。或曰：诚者道之极致，而子直以忠信训之，反以为入道之始，其语诚若未安。曰：诚之为言，各有所指，先儒论之详矣。如周子所谓「诚者圣人之本」，即《中庸》所谓「诚者天之道」，盖指实理而言也。如所谓「圣，诚而已矣」，即《中庸》所谓「天下至诚」，指人之实有此理而言也。温公、元城之所谓「诚」，其意主于不欺诈，无矫伪，正学者立心之初所当从事，非指诚之至者言之也。然学者其自温公、元城之所谓「诚」，则由《乾》之君子以至于《中庸》之圣人，若大路然，夫何远之有？不敏何足以语诚，抑不自省察，则不觉而陷于人伪之恶，是安得不与同志极论其所终，以求自拔于流俗哉？愚也请事斯语，诸君其服之无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