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。夫阴阳刚柔，天地所以立也。取仁于阳，资义于阴，柔以施德，刚以行刑，各顺时月，以厚群生。帝王之法，天地设位，四时代序，王者奉顺，则风雨时至，嘉禾毓植。天失其度，则咎征并至，饥馑荐臻。今科条品制禁令，所以承天顺民者，备矣悉矣，不可加矣。然而不平之效，犹有咨嗟之怨者，百姓屡闻恩泽之声，而未见惠和之实也。今从政者变忽法度，以杀戮威刑为能贤。问其国守相及令长何如，其称之长曰大急，其毁之也曰大缓。夫急致寒，缓致燠，二者罪同，而论者许急，此阴阳所以不和也。复之之道，审察缓急之谤誉，钧同寒燠之罪罚，以崇王政，则阴阳和也。好恶既明，则宰官之吏，知所避就。又正身以先之，严以莅之，不变则刑罚之。夫知为善之必利，为恶之必害，孰能不化？则官良矣。臣闻《洪范》八政，以食为首，《周礼》九职，以农为本，民失耕桑，饥寒并至，盗贼之所由起也。古之足民，仰足以养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然后敦五教，宣三德，则休嘉之化可致也。夫足者，非能家给而人足，量其财用，为其制度。故嫁娶之礼俭，则昏姻以时矣；丧制之礼约，则终者掩藏矣；不夺其时，则农夫不失矣。夫妻子以累其心，产业以重其志。舍此而为非者，虽有必不多矣。今则不然，此盗贼所以不息。诚使制度必行，禁令必止，则仕者不滥法式之外，百工不作无用之器，商贾不通难得之货，农夫不失三时之务，各安所业，则盗贼消除，灾害不起矣（袁宏《后汉纪》十八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