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金行失御，群伪竞兴，礼坏乐崩，彝伦攸斁。大魏应期，奄有四海。高祖孝文皇帝以睿圣统天，克复旧典。乃命故中书监高闾广旌儒林，推寻乐府，依据《六经》，参诸国志，以黍裁寸，将均周、汉旧章。属云构中迁，尚未云就。高祖睿思玄深，参考经记，以一黍之大，用成分体，准之为尺，宣布施行。

暨正始中，故太乐令公孙崇辄自立意，以黍十二为寸，别造尺度，定律刊钟。皆向成讫，表求观试。时敕太常卿臣芳，以崇造既成，请集朝英，议其得否。芳疑崇尺度与先朝不同，察其作者，于经史复异，推造鲜据，非所宜行。时尚书令臣肇、清河王怿等以崇造乖谬，与《周礼》不同，遂奏臣芳依《周礼》更造，成讫量校，从其善者。而芳以先朝尺度，事合古典。乃依前诏书，以黍刊寸，并请朝廷，用裁金石。于时议者，多云芳是，唯黄门侍郎臣孙惠蔚与崇扶同。二途参差，频经考议。而尚书令臣肇以芳造。崇物故之后，而惠蔚亦造一尺，仍云扶。以比崇尺，自相乖背。量省二三，谓芳为得。而尚书臣匡表云，刘孙二尺，长短相倾，稽考两律，所容殊异。言取中黍，校彼二家，云并参差，抑中无所，自立一途，请求议判。当时议者，或是于匡。两途舛驳，未即时定。肇又云，权斛斗尺，班行已久，今者所论，岂喻先旨。宜仰依先朝故尺为定。

自尔以后，而匡与肇厉言都座，声色相加，高下失其常伦，噂竞无复彝序。匡更表列，据己十是，云芳十非。又云：「肇前被敕旨，共芳营督，规立钟石之名，希播制作之誉。乃凭枢衡之尊，藉舅氏之势，与夺任心，臧否自己。阿党刘芳，遏绝臣事，望势雷同者，接以恩言，依经案古者，即被怒责。虽未指鹿化马，移天徙日，实使蕴藉之士，耸气坐端，怀道之夫，结舌筵次」。又言：「芳昔与崇竞，恒言自作，今共臣论，忽称先朝。岂不前谓可行，辄欲自取，后知错谬，便推先朝。殊非大臣之体，深失为下之义。复考校势臣之前，量度偏颇之手，臣必刖足内朝，抱璞人外」。嚣言肆意，彰于朝野。

然匡职当出纳，献替所在，斗尺权度，正是所司。若己有所见，能练臧否，宜应首唱义端，早辨诸惑，何故默心随从，不关一言，见芳成事，方有此语。计芳才学，与匡殊悬，所见浅深，不应相匹。今乃始发，恐此由心，借智于人，规成虚誉。况匡表云：「所据铜权，形如古志，明是汉作，非莽别造」。及案《权铭》云：「黄帝始祖，德布于虞，虞帝始祖，德布于新」。若莽佐汉时事，宁有铭伪新之号哉？又寻《莽传》，云莽居摄，即变汉制度。考校二证，非汉权明矣。复云：「芳之所造，又短先朝之尺」。臣既比之，权然相合。更云：「芳尺与千金堰不同」。臣复量比，因见其异。二三浮滥，难可据准。又云：「共构虚端，妄为疑似，托以先朝，云非己制」。

臣案此欺诈，乃在于匡，不在于芳。何以言之？芳先被敕，专造钟律，管龠优劣，是其所裁，权斛尺度，本非其事。比前门下索芳尺度，而芳牒报云：「依先朝所颁新尺，复应下黍，更不增损，为造钟律，调正分寸而已」。检匡造时，在牒后一岁，芳于尔日，匡未共争，已有此牒，岂为诈也？计崇造寸，积黍十二，群情共知；而芳造寸，唯止十黍，亦俱见先朝诏书。以黍成寸，首尾历然，宁有辄欲自取之理？肇任居端右，百寮是望，言行动静，必副具瞻。若恃权阿党，诈托先诏，将指鹿化马，徙日移天，即是魏之赵高，何以宰物。肇若无此，匡既诬毁宰相，讪谤明时。岂应谈议之间，便有指鹿之事；可否之际，轻生刖足之言。赵高矫惑，事属衰秦；卞和抱璞，时遇暴楚。何宜以济济之朝，而有斯谤者哉！阻惑朝听，不敬至甚，请以肇、匡并禁尚书，推穷其原，付廷尉定罪（《魏书·广平王洛侯附传》。第五子匡与尚书令高肇不平，后因与太常刘芳议争权量，遂与肇声色。御史中尉王显奏匡云云。诏曰可。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