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祐三年夏四月辛丑，左宣德郎秀州华亭县事刘侯初视事。越三日癸卯，谒先圣庙，顾新学有左庑而阙右庑，食无庖，爨居无什佰之器，垣墉不立，犬彘得游处而无虞，刘侯恻然，环视彷徨。归则发政以惠我民，徐以善言风谕邑内，邑内欣喜，莫不奔走以承命，于是学始缮完。又风谕得卫氏子买国子监书以资诸生，乃属其佐刘发为之记，且曰：「新学之建，吾无与也，必为记不忘前人之功名尔」。已而发解官刘侯又以书见速，且曰：「学始谋于陈侯，卒建于陶侯，无以吾厕于二人之间」。刘侯之意固忠厚矣，而事在众人之耳目，非可诬也，辄广记而备言之。华亭大县也，旁小县皆有学，独华亭无之。盖浙西善事佛而华亭尤甚，民有羡馀，率尽以施浮屠，故其它有所建置，莫易以成就。先圣庙故在县治侧，湫隘庳陋，旁不可以为斋馆。自吴侯为宰，已尝有意迁易焉，而劝导率不就。后三十年，而陈侯谧复议建学，是时邑人卫公佐率先，愿献县之东南地，且求独建先圣殿。归即筑土治水，预为户牖，加漆饰，以须期会。期会未定，陈侯以事去，议又罢。久之，浮屠氏从公佐乞所治材为佛宇，公佐曰：「此材可使之朽腐，必欲移用则不可」。相继陶侯镕为政，而公佐死，浮屠氏又从其子弟求其材为公佐所福，其子弟则今买书者也，固执如公佐之意。于是邑子朱赓、朱伯夔、周扬、许洙请于陶侯，陶侯使之白州郡监司曰：「州郡监司见从吾，无不从者」。四人乃率众士人诣郡太守，又诣转运使，皆得请，遂择日鸠工，而四人实董其役。邑人素愿尽力者固已各实其言矣，而它无助成其事者，故积久卒成于刘侯，盖若有待焉。夫致治不可不先学校，虽庸人孺子皆知之，学士大夫方困布衣，必曰是说应有司之求，及其入官则皆之，果何以哉？盖上之所程督者常在狱讼簿书，而考绩不急于教化故也。以文盛之时，建学校于多士之地，或有其意而不能遂其议，或遂其议而不能致其事，或致其事而不能成其功。故发详记其实，以为上下之劝，使后之劝者知成功如此其难，无至于废而不治云。华亭县佐刘发记。

王氏，旧望太原，自先生之七世祖居于魏之元城，不知其始何迁也？叔祖父乙居广陵，先生幼育于乙，故遂为广陵人。年十数岁，昼从群儿嬉，夜独诵书，往往达旦不眠，率以是为常。未尝从师为辞章，即雄伟老成，人见之皆惊。年稍长，倜傥不羁束，周乡里之急，为不义者，面加毁折无所避，人皆畏而服之。里人满执中，谨厚人也，一日先生过之，执中以先生所为为非是，先生因自悔，更闭门读书。久之，所得益以闳深，乃为《竹赋》以自广（具载文集，兹不录。）。其姊寡居，贫无以自存，乃聚徒天长。已而积薪之中得芝之叶，先生有感焉，乃著《藏芝赋》。序多不载，载其赋（具载文集，兹不录。）。是时丞相荆国公赴召，道由淮南，先生赋《南山之田》诗往见之。公得先生，大喜，期其材可与共功业于天下，因妻以其夫人之女弟焉（诗具载文集，兹不录。）。既而徙高邮，太守邵公必延请主学，先生辞不获已，强应之，寻亦辞去。邵公为部使者，以其节行闻于朝廷，不报。先生既喜退隐，思江南山水之胜，乃迁居润，赋《江上》、《山中》之词。居顷之，熟于润之山川道里，又著《游山记》以寓其意（具载文集，兹不录。）。居无何，以江阴幽僻，乃去润迁江阴。江阴地下湿，得疾，苦足弱，因复迁常。未几，以足疾终。天下士大夫无论识不识皆痛惜之。荆国公为志其墓。荆国公既志其墓，又哀思之，著于诗，多至十数篇。先生德业之敏，如驾四马驭夷路，骎骎骤驰，虽健步者邈不可及。然闻一善言，见一善行，未尝不叹慕，自以为不逮。事寡姊如事父，教姊之孤儿不啻己子。岁时祭祀于其考妣，必流涕。亲识馈遗，纤介无所受。诸生有献，度其家贫，礼虽甚勤，不取也。平生为文，多操纸立书，未尝有稿，或有稿，随辄焚毁，故其终，家无遗文。先生方生，管城君名之曰令儿，未及更立名而管城君卒，故先生因名令。初字钟美，建安黄莘以其造道之深，字之曰逢原。吴氏从先生，一年而寡，归治田桑，布素以待尽，其趋操论议，是皆宜为先生配。先生既终，方得女，荆国公为择所宜归，归吴人吴师礼，亦名士。呜呼，道之不明于世久矣！惟道之不明，故士于出处，皆莫知其所宜守。仕于朝廷者，知进而已，时不足以有为，虽或援而去之，犹不能自止也。不然，则溺于厚利，苟徇世俗以自私，无足道也。隐于山林者，知退而已，时若可以有为，虽或援而出之，犹不能自屈也。不然，则喜于名高，苟违世俗以自显，无足取也。夫天下有道，以道徇身；天下无道，以身徇道。古之君子，无必出也，无必处也，顾道何如耳。苟外于道而拘于出处之迹，宜其无自而可也。方先王之盛时，所以造士者有术，优游崇养，成其自得之实，而不使其少累于外物，故士多见夫道之大全，而进止行遁，无所于逆。三代而后，世不知所以造士，士未明所以行己，而纷纷外物，既已变易其思虑矣，则其所守无所适当，固其所也。呜呼！若先生者，可谓豪杰之士矣。去三代之久如此，而以宏材敏识、伟节高行，特立于一时。使其无不幸之死，而幸与世偶，则其所施设，当如何哉！虽然，以太王、王季、文王、武王，成就天下之士，至于易商为周，而士之备道德之美者，宜不可胜数矣。管、蔡一以流言，而朝廷上下遂皆信之，知保周公而贼四国者，才十夫而已。然则士之不待文王而兴者，岂特罕闻于后世哉！虽先王之世，固已然矣，推此则若先生者，其可易得哉！世之知先生者，或以其文，或以其行，未为知先生者也。知先生者，唯荆国公，而世或疑之。故详载先生之行事，而论次之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