革弟蒙，分符罔功，以病丐祠。增秩改麾，既被缴驳，圣恩宽大，遂畀祠廪。或予或夺，惟上所命。且革滥缀班行，治事有公宇，退食有公廨，何谓置局？何谓行赇？况弟蒙始于请祠，终于得祠，初非干进，何事营求。盖弟蒙之取怒嘉庆者，秪缘丁未岁同官京推，以女求婿，屡请不谐，遂成雠隙。求旴江僚属之荐举，则有书；求旴江公库之文籍，则有目。厚貌深情，机阱莫测。况于革，尤为无辜。且所谓责励状者，乃州县警吏民之文。仰惟国家待士以礼，三百年间，未闻有此典故。革粗识事体，安敢辨白。但乞将革罢斥，远迹雠怨，实拜公朝之赐。

阿章绍定年内，将住房两间并地基作三契，卖与徐麟，计钱一百五贯。当是时，阿章，寡妇也，徐鼎孙，卑幼也，律之条令，阿章固不当卖，徐麟亦不当买。但阿章一贫彻骨，他无产业，夫男俱亡，两孙年幼，有可鬻以糊其口者，急于求售，要亦出于大不得已也。越两年，徐十二援亲邻条法，吝赎为业，亦既九年，阿章并无一词。今年正月，忽同鼎孙陈词，当来只典与徐麟，不曾断卖，仍欲取赎。本县已令徐十二交钱还业。今徐十二又有词于府，称是徐麟见其修整圆备，挟曩年吝赎之恨，扶合阿章、鼎孙，妄以断卖为典，且缴到赎回徐麟原买赤契三道。切详此讼，阿章既有卖与徐麟赤契，分明该载出卖二字，谓之不曾卖，不可也。经隔十有馀年，若以寡妇、卑幼论之，出违条限，亦在不应受之域。向使外姓展转得之，在阿章已断无可赎之理。但参酌人情，阿章与徐十二为从嫂叔，其可赎不可赎，尚有二说。据阿章供称，见与其孙居于此屋，初不曾离业。倘果如此，则徐十二合念其嫂当来不得已而出卖之意，复幸其孙克自植立，可复旧物，以为盖头之地。楚人亡弓，楚人得之，何忍迫之出外，而使一老二孤无所归乎！此阿章所以为尚可赎也。但又据徐十二供，阿章离业已久，只因徐麟挟雠，教唆兴词。若果如是，则又难堕小人奸计，以滋无根之讼。大率官司予决，只有一可一否，不应两开其说。但本府未审阿章果曾离业与否，难以遽为一定之论。今两词并不到府，暑天又不欲牵连追对，宗族有争，所合审处。欲牒昌化佐官，更与从公契勘，限五日结绝，申。

理诉交易，自有条限。毛汝良典卖屋宇田地与陈自牧、陈潜，皆不止十年，毛永成执众存白约，乃欲吝赎于十年之后。本县援引条限，坐永成以虚妄之罪，在永成亦可以退听。今复经府，理赎不已，若果生事健讼之徒，所合科断。详阅案卷，考究其事，则于法意人情，尚有当参酌者。大率小人瞒昧同分，私受自交易，多是历年不使知之，所以陈诉者或在条限之外，此姑不论也。永成白约，固不可凭，使果是汝良分到自己之产，则必自有官印干照可凭，今不赍出，何以證永成白约之伪乎？此又不论也。但据永成诉，汝良所卖与陈自牧屋一间，系与其所居一间连桁共柱，若被自牧毁拆，则所居之屋不能自立，无以庇风雨，此人情也。又据永成诉，汝良将大堰桑地一段、黄土坑山一片，又童公沟水田一亩、梅家园桑地一段，典卖与陈潜，内大堰桑地有祖坟一所。他地他田，不许其赎可也，有祖坟之地，其不肖者卖之，稍有人心者赎而归之，此意亦美，其可使之不赎乎？此人情也。使汝良当来已曾尽问，永成已曾批退，则屋虽共柱，地虽有坟，在永成今日亦难言矣。今汝良供吐，既称当来交易，永成委不曾著押批退，则共柱之屋，与其使外人毁拆，有坟之地，与其使他人作践，岂若仍归之有分兄弟乎！今官司从公区处，欲牒唤上毛汝良、陈自牧、陈潜，将屋二间及大堰有祖坟桑地一亩，照原价仍兑还毛永成为业，其馀黄土坑山、童公沟田、梅家园桑地，并听陈潜等照契管业，庶几法意人情，两不相碍。陈自牧、陈潜既为士人，亦须谙晓道理，若能舍此些小屋地，非特义举，亦免争诉追呼之扰，所失少而所得多矣。

在法：诸典卖田宅并须离业。又诸典卖田宅投印收税者，即当官推割，开收税租。必依此法，而后为典卖之正。徐子政嘉定八年用会二百八十千，典杨衍田七亩有奇，契字虽已投印，然自嘉定至淳祐二十有六年，徐即不曾收税供输，杨即不曾离业退佃，自承典日为始，虚立租约，但每年断还会三十千。以此观之，杨衍当来不过将此田抵当在子政处，子政不过每岁利于增息而已。杨衍死于宝庆元年，宝庆以前，杨衍岁以租钱还之，徐未尝有词。宝庆以后，杨衍之子王廷亦岁以租钱还之，间有少欠，徐亦未尝有词。至淳祐元年，徐始有词于县，理索王廷等每年租谷一千斤，自宝庆以后，总欠十八年，计一万八千斤，除入钱二百一十贯外，尽索未足谷数。夫子政理索未足租钱可也，一旦变钱为谷，近年荐饥，谷价腾踊，若以谷直计之，不知其几钱矣，何其不仁之甚邪！使当来果是正典，果是取谷，则后来谷价百倍于前，王廷等亦当还谷，而不当还钱。今既不曾受税，不曾管业，所以不曾收谷，其为抵当，而非正典明矣！兼二十六年内，杨衍既还钱于未死之日，王廷等亦还钱于其父既死之后，初未尝一日还谷，何为独无一词？切观子政溪壑之欲，必以近年会价贱，谷价贵，故欲舍贱取贵。又否，则以王廷等尝经官取赎，姑欲张大其欠数，以抑遏之。殊不思有典必有赎，况初不曾过税离业，所典非正典，始不过以二百八十贯抵当，积累二十六年，取息亦不为少，嗜利何时而已。本县取后所断，勒令王廷、王烈除已还租钱外，再以新会六十千还之，仍照近元年除约束，备三分新旧会二百八十贯，赎回其父典契，已为允当。但起初不合以其抵当为正典，前后累判，并不曾剖析子政不过税，不过业，其为抵当，本非正条，无以杜绝其希觊之心，故子政尚敢固执己私，紊烦官府。欲帖县，照已断示徐子政知委，再敢妄状，从条施行。

乡民以田地立契，权行典当于有力之家，约日尅期，还钱取契，所在间有之。为富不仁者因立契抵当，径作正行交易投税，便欲认为己物者亦有之。但果是抵当，则得钱人必未肯当时离业，用钱人亦未敢当时过税，其有钱、业两相交付，而当时过税离业者，其为正行交易明，决非抵当也。陈嗣佑于绍定二年八月，缴连先置三绍罗家坞山地赤契，作价钱七贯，立契卖与何太应。当时嗣佑既离业矣，太应亦过税矣。越五年，太应将契投税为业。又十馀年矣，淳祐二年，嗣佑始有词于县，谓当来止是抵当，初非正行断卖，意欲取赎。知县以唐昌风俗多有抵当之事，兼此地段，嗣佑于宝庆二年以十三千得之，不应于绍定止以七贯折价出卖，疑是抵当，勒令太应退赎。知县若能酌人情者。今太应坚不伏退赎，乃有词于府。初亦疑其健讼，反覆看详，盖有说焉。官司理断交易，且当以赤契为主，所谓抵当，必须明辨其是非。嗣祐立契卖地之后，既即离业，太应用钱得地之后，又即过税，此其为正行交易较然。已越十年，一旦以抵当为词，十馀年已印之赤契，乃意其为抵当，此太应之所以不伏也。若曰嗣祐买贵卖贱，则宝庆至绍定亦既数年，安知其直之贵贱不与时而高下乎？且在法，诸典卖田地满三年，而诉以准折债负，并不得受理。况正立卖契，经隔十馀年而诉抵当者乎？富者多怀贪图之私，所当诛心；贫者每有屈抑之事，尤当加念。然官司亦惟其理而已。此必罗坞之山昔荒而今辟，昔童而今茂，嗣祐雅欲复还青毡。然正行立契，既已年深，过税离业，又已分晓，倘意其为抵当，而徇其取赎之请，将恐执契者皆不可凭，驾浮词者类萌侥倖。乡井有一等教唆之徒，哗然生事，而官司亦不胜其扰矣。欲帖县，只令何太应照绍定二年买到赤契管业，取陈嗣祐知委申，违坐以虚妄之罪。

本县所断，佥厅所拟，一谓潘琮典与潘祖华田产，不应其弟潘柽立契断卖；二谓契后旋添同姓潘祖应，墨迹浓淡不同；三谓所添字迹，又在税契朱墨之上，其所执卖契，委难凭据，只合还潘祖应交钱取赎。以此三说折之，在祖华所当拱手退听。今县断既不伏而经府，府断又不伏而陈词，反覆嚚讼，首尾四年，何健讼如此。切详祖华之词，则曰潘琮、潘柽乃亲兄弟，虽是潘琮出典于兄弟未分之前，却是潘柽断卖于兄弟既分之后。盖此田系分在潘柽名下，所以潘柽自行书契断卖，即非盗卖潘琮之产。且潘柽不特断卖此一项承分田产而已，其卖住房、桑地与祖应，亦潘柽亲书契字，笔迹皆可比證。至于辨雪墨迹浓淡一节，则又谓墨迹虽不同，而笔迹与祖应今来所执契字实无异。祖华之词固未可尽信，但祖应初诉祖华不伏退赎山地、水田二顷，山地一顷，从之甚轻，水田一顷，争之甚力，亦有可疑。官司予夺，若不将两词究竟到底，则无以绝其诬罔之根。况潘柽既死，其亲书卖契在祖华处者容可以伪为，其亲书卖契在祖应家者却不可以伪为。于无可證验之中，此亦足以證验之。欲将潘祖华及一宗案卷契押下县，并索潘祖应原买潘柽住屋、桑地赤契，从公比对。如祖华、祖应两家所买潘柽契字笔迹一同，则此田果潘柽已分之产，果潘柽自卖自书之契，在祖应不当执未分无用之簿，昏赖为潘琮之物，妄行取赎。若两家契字笔迹果有不同，则祖华断卖之契无往非伪，所合毁抹，勒令交钱退赎。如再不伏，解府科断。小人为气所使，惟利是趋，所争之田不满一亩，互争之讼不止数年，遂使兄弟之义大有所伤而不顾，官司更不早与剖决，则阋墙之祸，何时而已。定限十日结绝，申。

牛大同乃钱居茂之婿，钱孝良乃钱居洪之子。居茂、居洪嘉定六年置立分书，异居析产，已三十年。淳祐二年，大同葬其母于居茂祥禽乡之山，孝良乃称大同伪作居茂遗嘱，强占山地，有词于县。县不直之，再词于府。今官合先论其事理之是非，次考其遗嘱之真伪。照得大同所葬之山，居茂之山也。居茂虽死，其妻汪氏、其子孝忠见存。大同若果是伪作遗嘱，强占山地，汪氏、孝忠诉之可也。今汪氏、孝忠俱无词，而孝良有何干涉，乃指为伪而诉之。此无他，小人无知，因其造坟，疑可为风水，始欲含糊沮挠，继于状词栽埋亲邻取赎之说，惟欲觊觎而攘之。殊不知同分之产，若卖与外人，则亲邻可以吝赎，今大同为居茂之婿，居茂既以遗嘱与之，而汪氏、孝忠俱不以为非，孝良其何词乎？况将遗嘱辨验，委是居茂生前摽拨，与女舍娘充嫁资，其辞鄙俚恳切，虽未为当理，却是居茂亲笔书押，与嘉定年间分书比对，出于一手，真正自无可疑。又况居茂、居洪今同分书内该载，极是分晓，居茂得山而不得田，居洪得田而不得山，孝良虽欲觊觎，无一而可。欲连契案帖县，令牛大同凭遗嘱管业，庶几是非别白，予夺分明，乡村小人，各安其分，不致嚚讼，重伤亲谊。

华纲、华纬及其子惟德、惟忠，绍定二年至嘉熙三年，前后十契，将田六亩有奇，正典断卖与陈舜臣为业，并已经官投印。华纲、华纬死，陈舜臣亦死，而华大成者，乃以为故祖华咏遗下未分之田，诉其侄惟忠、惟德瞒昧盗卖与陈舜臣之子可久。县追各人供对，大成则曰，此系故祖华咏遗下未分之田，惟德、惟忠则曰，此系故父华纲、华纬自己分受之田。官司于此且合追索两家干照，究證是与不是未分之田，则曲直予夺瞭然矣。夫何含糊于已分、未分之间，依阿乎有分、无分之说，但令华大成备二亩价钱，于可久家拨赎二亩。惟其是非未明，此大成望蜀之心，独不止于得二亩，可久全璧之意，又未忍于割二亩，其讼所以不已也。要之，拨二亩之说未为至当，而已分、未分之争合与究竟。使其果是未分之田，则华咏生四子，祖业作四分，此田合四分分赎，岂止大成一分可赎二亩而已。照得华咏四子，先分析于开禧二年，华纲、华大成兄弟又分析于嘉定年间，何为已分析三十年，而尚有未分之田邪？又何为不争诉于三十年前华纲未死之日邪？又何为诸分不争，而一分独争邪？此田谓之未分，官司何所凭据？若曰故祖遗下未分之田，则必有众存文约，又必有各分分书，互载可照。所合索上究證，则无者不得尽其辞矣。但两争干涉人众，若一一追到府，恐成烦扰，欲送富阳县，详所拟追索干照，从公结绝，限五日申。

交争田地，官凭契书。徐监狱媳妇朱氏执出绍熙、庆元间典买施文霸桑地七契，计二亩一角十九步，该载亩步四至，坦然明白，末后两契，且声说除将住屋及屋基，滴水为界，典卖与施王德外，馀并系卖与徐宅之数，此朱氏契书也。王直之执出嘉熙三年、四年典买施王德屋地四契，且缴到施王德元置施文霸屋地未印老契，该载屋宇间架及随屋地基，明即不曾声说有屋外桑地亩角，此王直之契书也。以两家契书考之，朱氏当尽有桑地，直之仅买得屋基，彼此干照，极是分晓。今直之施王德死后，乃欲于屋基外，冒占朱氏桑地一角，不知何所凭据？若曰缴到施王德原置文霸老契可照，四十馀年一幅竹纸，竟不投税，已是难凭，今纵以为可凭，则契内只言住房基，即无桑地一角两字。但是施王德初典契内平白撰出桑地二字，又无亩角四至。续于嘉熙四年闰月，施百二娘断卖于施王德既死之后，又旋添一角之语。不知施王德、施百二娘何所据而卖桑地一角，王直之又何所据而买桑地一角乎？盖朱氏桑地，原系施王德承租，及据施百二娘供證，当来止是出卖住屋基地，即不曾滚同桑地卖与直之，此非王直之有意贪图，则是施王德盗卖主产，无可言者。今直之不自反其契书之不正，乃推求朱氏契书，谓其不合投税于嘉熙年间，必是假伪。照得朱氏七契，一契印于绍定三年，六契印于嘉熙四年，其印于嘉熙四年者固若可疑，但所置施文霸桑地，其一亩已于绍熙四年经官，批上砧基簿，其二亩一角十九步又于庆元五年经官，批上砧基簿，又该载嘉定六年分书，并有官印官押分明，直之尚欲将庆元元年至今未印之片纸为可据，而朱氏绍熙、庆元、嘉定已印之砧基、分书乃不可凭乎？无缘朱氏预于绍熙、嘉定年间伪造砧基、分书，以为昏赖嘉熙四年产业之理。切详两人之词，仅争一角之地，展转逾年，道路经营之费，不知其直几角矣。昧于逊畔，至于此极，深可念也。今将两家契书反覆究问，期于息争。朱氏当全有桑地，王直之只合得屋基，彼此不容昏赖。本县虽曾委主簿摽迁，以桑地还朱氏，以屋基还王直之，但剖析两家情伪全不分明，故直之尚欲徼觊于万一。欲当厅责状，将各人干照逐一给还，庶可绝词。

张清死，无子，有咸塘陆地二亩，朱安礼、张七四互争，自县至府，展转二年。朱安礼陈词不已，张七四自刑至再。安礼之说曰：嘉熙四年二月内，用会八十贯，典到上件陆地，当年十一月投税讫。张七四之说曰：张清过房为其子，张清死于嘉熙四年十月，安礼印契于嘉熙四年十一月，张清当年三月内，委将上件地抵当在安礼处，续于五月内已算还本利，但未取得契书，所有典契，系安礼逼其已死男张百三伪书。今将县府案卷反覆看详，照得张清陆地，张七四、朱安礼皆不当得之，只合作绝户产归官。何以言之？张清将地抵当，所在乡例有之。只缘本利虽已还足，契簿未曾取回，安礼因张清身死，遂启吞谋之心，乃作正行典契投印。殊不知作伪心劳，如见肺肝。今详二契皆是旋填年月，又非出于一手，其为伪一也。既是二月立契，乃越十月投印于张清死后，其为伪二也。安礼交易不明，虽得此地，固无此说。张七四乃欲垂涎，亦为不可。盖张七四乃张六一嫡子，张清乃其叔也。张清未死，张七四自异居而各都，张清死，张七四始窜身而入室，此其非张清之子，一也。若曰过房，何为尊长、邻里不敢指證，经官除附，并无明文，而安礼执出本县嘉熙二年别事断由，明指张清为张七四之叔，此其非张清之子，二也。纵曰果曾过房，在法，为人后者不以嫡。张七四画列宗派图，其本生父只生七四一人，实为嫡子。为人嫡子，乃自绝其本生父母之嗣，而过房于其叔，于理可乎？此是张七四因张清死而无子，又知安礼交易不明，亦起吞并之心，故创过房之说，以为占据产业之计明矣。利之所在，虽微必争，遂使安礼伪为契书而不顾，张七四冒为人子而不恤，倘非尽伐其奸，何以转移薄俗。欲将朱安礼缴到伪契毁抹，行下本县，并契勘张清但于物业，尽照绝户条法拘籍入官，或为县学养士之助，仍将张七四押归本生父张六一家，承续香火。其所争陆地至微，官司非有所利也，但欲使嗜利小人稍知忌惮，不至冒法而悖理耳。

盛荣与盛友能为从叔侄，贫富盖有不同，衅隙已非一日。友能必饶于财，素无周给之恩；盛荣乃饶于舌，遂兴连年之讼。观盛荣方诉其侄包占古路，而友能复发其叔私贩糯米，其情大略可见。盛荣所诉，未必尽实，但察推谓予夺田地之讼，所据在契照，所供在众證，此说极是。盛荣所以未甘屈服者，正以官司未索两家之契照，参合众人之公论耳。今切见盛荣所诉四事，其虚妄无可疑者二，谓友能包占古路，侵占祖墓是也；其虚妄而尚有可疑者二，谓友能占竹地及桑地是也。何以言之？所争古路，本非盛荣自己地段，乃众人所由之径也。所争古墓，本非盛荣的亲祖宗，乃同姓盛卸三之祖墓也。若曰友能跨路造门，则邻保供證，谓初不碍众人往来。若曰盛荣别有祖墓，则邻保供證，谓即无其他坟冢。众人之路，众人不以为不便，而盛荣独以为言；盛卸三之祖墓，盛卸三不以为侵占，而盛荣乃敢妄指，此其为虚妄较然矣。独所诉友能强占竹地、桑地，此则官司有当考究者。其所诉竹地一段，系盛文旺、文贵中分之产。文旺即盛荣之父，文贵即友能之祖，乃全有之，此盛荣所以有词。不知友能全有此地，何所凭据？若其父祖已曾买到文旺所分一半，官司今与索契参照，则盛荣自无词矣。自县而府，即不曾究问友能所以全有此地之由，此盛荣所以嚚讼不已。其所诉桑地一段，谓其父买到盛文智之产，见其砧基上手契，初不知其侄友闻盗卖与友能，此盛荣所以有词。以侄而盗卖众分之产，世亦有之。本县合唤友能根问，凭何干照，与友闻交易，及当时曾不问盛荣，仍合唤友闻与盛荣面对，是与不是盗卖，则盛荣自无词矣。自县而府，即不曾追友闻对所以出卖之因，此盛荣所以嚚讼不已。小人陈词，往往借实翼虚，张大其事，以动官司之听。殊不知虚妄之迹，最难指掩，虚者一露手足，而实者亦若不实矣。若就府一一追究，恐隔蓦掩延。欲将盛荣连案押下县佐厅，追人索契，从公指定，限三日申。如此两事更属虚妄，显见顽猾，扰害宗族，紊烦官府，即合申解，依条施行。

盛荣诉友能强占竹地、桑地二段事，今追到友闻、友能供对，照得桑地一段，委系盛荣父文旺先买得文智之产，绍定年间，其侄友闻盗卖与友能为业。友能不问来历，不收上手契照，卤莽交易，宜有今日之讼。但县判谓盛荣与友能为族叔侄，居止相近，安有绍定二年卖过此产，而不知之理？况友能自得此地，筑屋其上，种竹成林，已十四、五年，而盛荣始有词诉，何邪？在法：诸同居卑幼私辄典卖田地，在五年内者，听尊长理诉。又诸祖父母、父母已亡，而典卖众分田地，私辄费用者，准分法追还，令原典卖人还价，即满十年者免追，止偿其价。揆之条法，酌之人情，历年既深，在盛荣只合得价，不应得产。欲帖县，监友闻先卖契字，仍给还友能管业。外所争竹地一段，据盛荣执出分书，委系文旺、文贵各得其半，盛荣即文旺之子，友能即文贵之孙，今友能乃全有之，别无片纸干照，必是影带包占，此盛荣所以反覆嚚讼不已也。欲并帖委官，照分书将上件竹地标钉界至，作两分管业，庶几予夺各得其当。如盛荣再敢健讼，照已判断治施行。

厢官究实，其曲已全在刘正甫。两家共一藩篱，正甫如欲撤而新之，先当以礼告于周掌膳可也。今不告撤篱，直入其圃，周乌得而不怨。正甫此时尚能早辞逊谢，则可以全乡曲之义矣。复行抗骂，周又乌得而无词。况周为士人，刘为牙吏，亦当自识高下，岂应无礼如此。但周之所以召侮者，岂非以其地相连接，而怨刘之取赎乎。天地之间，物各有主，却正不必为此怀憾。未欲遽有施行，以亏比邻之好，再帖厢官，监刘正甫以礼逊谢，夹截界至，取无词状申。如再恃强，定行断科。

诸无子孙，听养同宗昭穆相当者，法也。邢林、邢楠为亲兄弟，邢林无子，邢楠虽有二子，不愿立为林后，乃于兄死之日，即奉其母吴氏、嫂周氏命，立祖母蔡氏之侄为林嗣，今日邢坚是也。夫养蔡之子，为邢之后，固非法意，但当时既出于坚之祖母吴氏及其母周氏之本心，邢楠又亲命之，是自违法而立之，非坚之罪也。使邢楠宗族有知义者，以为非法，力争于邢楠方立之时，则可；今欲转移于既立八年之后，则不可。力争于吴氏、周氏未死之时，则可；今欲遣逐于吴氏、周氏方死之后，则不可。况八年之内，非特其祖母、其母鞠之爱之，并无间言，邢楠亦未尝有词指邢坚之过。且坚为邢氏子八年，三承重服，一旦因其祖母、其母继亡，楠乃无故遽欲再立吴德孙为坚之弟，是诚何心哉！其族当因邢楠之启衅，乃以不应养异姓为说，合词以逐之，又果何见邪！且楠谓坚幼弱也，其祖母、其母命立于七岁，而不以为幼弱，今十有四矣，反以为幼弱，可乎？楠又以坚为有过恶也，坚方十四，既谓幼弱，度不能免子弟之过耳。为叔父者，正当教训而维持之，何至无故而逐之乎！年未长，恶未著，破家荡产，未有实迹，遽欲无故遣之，其祖母、其母生前已立八年之嗣，于理断断乎不可。宪、漕两司一再剖断，皆不直楠之词，楠不自反，辄敢直指台府官属姓名，恣行诬诋，是必欲以私情而废公法。逐一邢坚，使归其本生，固无难者，但坚可逐也，使林无后，其祖母、其母能瞑目于九泉乎？楠非特不能抚其侄，实不知孝弟于其父母兄弟。以人心天理不可磨灭，窃详邢楠既为后族，合知理法，决不应恝然如此。其实有所激而然，盖周耀者，邢坚之母舅，王燕喜者，邢坚之母婢，自吴氏、周氏亡后，坚既年幼，未解事，母舅与婢遂为腹心，必不能导之以敬事叔父之礼。凡叔父所欲，又未必能顺适之，衅端自此启矣。且坚因楠搀立吴为弟，亦尝屡词于官，称其叔父有谋害占据之意，又称其叔父有变易瞒昧之事。此皆非坚所当言者，然坚实不能自为此言，必燕喜斗喋于内，周耀教唆于外，遂有此等犯上之词。此楠所以怒，而且谓周耀与燕喜有奸滥偷抻之事矣。邢氏家业，邢氏尊长不得为之主，反使外人主之，此楠之所甚忿也。今再三审问，据邢楠口覆及亲书供称，本无怒其侄之意，特不过以坚忘其命立之恩，听信周耀、燕喜教唆，经县妄诉，此其真情，在坚亦不能逃其罪。今当厅劝谕邢楠，尽释宿憾，当抚其侄如子；戒饬邢坚，悉改前非，当敬事其叔如父。家业不可不检校，周耀、燕喜不可不区处，以绝他日之争，以全天伦之义。周耀欲勘下杖八十，责状再不得再干预邢坚家事，燕喜勒令日下议亲嫁遣。所有家业，牒嘉兴府别委清强官，唤集族长，从公检校，作两分置籍印押。其邢坚合得一分，目下听从邢楠为之掌管，候其出幼，却以付之，仍不许将来破荡典卖，庶几叔侄复还其天，存殁各无所憾，其于风教，实非小补。

叶秀发无子，本县援经据法，谓孙与吴皆异姓，不应立，只当于同宗昭穆相当者求之，可谓名正言顺。若论昭穆相当，则容之、咏之皆秀发堂弟，而容之子慧孙、咏之子寄孙皆可立也。今乃各以其子争欲立为秀发后，容之谓已立慧孙三年，咏之亦谓已立寄孙三年。但其亲兄瑞之亦无后，容之谓寄孙系已立为瑞之之子，咏之亦谓慧孙系已立为瑞之之子。二说交驰，争欲以其子为秀发后，而不愿为瑞之后。及详其母孙氏供，初不曾经官除附，则是所立本无定议，明矣。大义所在，亲兄瑞之之无后，重于堂兄秀发之无后，舍亲就疏，此其意为义乎？为利乎？盖秀发生理颇裕，瑞之家道侵微，容之、咏之徇利忘义，遂阋于墙而不顾，讼于官而不耻，甚至诬其母以偏受，人情至此大不美。官司若不早与平心区处，非特瑞之、秀发身后俱失所托，而容、咏手足之义，参商益深，甚非所以慰母心而厚风俗也。欲唤上容之、咏之，当厅以慧、寄二名焚香拈阄，断之以天，以一人为瑞之嗣，以一人为秀发嗣，庶几人谋自息，天理自明，存亡继绝，安老怀少，生死皆可无憾。

凡立继之事，出于尊长本心，房长公议，不得已而为人后可也。今儒其衣冠，乃欲争立于官司已断之后，为义乎？为利乎？但吴从周、吴文甫亦状诉，吴平甫尝有亲书许钱文约，是官司当厅焚香拈立后来，自相义逊，尽出于公，吴平甫者，又何必许人钱物。引监所诉三项钱，拨入军学，添助修造。

蔡氏立嗣、斫木之诉，虽曰二事，实则相因，只缘立嗣未定，遂致斫木有争。照得蔡氏有四大位，第三辂院位二子，长曰汝加，生梓，幼曰汝励，生杞。梓、杞俱亡，各有女赘婿而无子，不曾命继。杨梦登、李必胜，梓之婿也。赵必怈，杞之婿也。近因梦登奉其妻父生母范氏之命，就本位山内斫伐柴木，于诸位本不相干，而诸位子弟群然将梦登等行打，其意盖谓蔡氏之木，不应杨氏伐之，兼范氏乃汝加之婢，尤非诸蔡所心服者。今范氏乃曰：只欲依二孙婿以养老身，不愿为杞、梓立后。妇人女子，安识理法，范氏自谋得矣，如蔡氏无后何？今若不为杞、梓命继，则诸蔡纷纷，必不止今日伐木之争而已。已伐之木，乃范氏命之樵采，委系本位所可自伐者，斗殴亦无深伤，此事姑置勿论。但命继一事，所合区处，以绵一位嗣续之脉，以绝诸位睥睨之争。尊长蔡棫等合词推择，以第一位楷之子烨为杞后，极为允当，而第四位柄者，乃欲以己子炤争立，全无道理，已见于王主簿所拟。然亦有区处未尽者，既为杞立嗣，又岂可使梓无后？梓位二婿，事力稍分，杞位一婿，生理稍足，故又皆愿为杞之后，而不为梓之后也。以蔡氏所画宗枝图观之，四位中惟楷有三子，柄亦有三子，可以出继。今欲帖县，将楷之子烨、柄之子炤当官拈阄，以一为梓之子，以一为杞之子。命立既立，所有两分家业、田地、山林，仍请本县委官从公均分，庶几断之以天，而无贫富不公之嫌。合以一半与所立之子，以一半与所赘之婿，女乃其所亲出，婿又赘居年深，稽之条令，皆合均分。范氏年老无依，亦深可念，仰所立之子如法供养，仍众存些小，以为范氏他日送老之计，庶几死生皆安，争讼可息。

存亡继绝，非特三尺昭然，为宗族兄弟子侄者，皆当以天伦为念，不可有一毫利心行乎其间。吴烈以祖母遗嘱影射，不肯为季八立嗣，盖欲奄有其全业，固不知有死者矣。吴登云已过房为季五子，今又欲为季八后，亦不过贪图其产业，岂真为死者计哉！二人之心，见利忘义，已大可诛，况祖母遗嘱，已知身后不得所托，但摽拨产业，自为殡葬之资，未尝有不与季八立嗣之说。烈乃妄辞违法，诬其祖母绝其伯父之嗣，尤为可罪。至于登云以一身而跨有两位之产，又出何条令？前断任内邓权命所定，已得其情，何为两年犹未施行，遂使两家困于终讼。今司户所拟，参以人情，尤为详允。除照朱氏遗嘱摽拨外，馀一分产业，别行命继。庶几季八瞑目于地下，烈与登皆可以绝垂涎之念，而还本然之心。仍就亲房季一秀、季七秀两位，选立一人。照所施行，先申宪台照会。

尤彬由铺兵起家，积累既无根源，生聚素昧礼法。彬与彦辅，兄弟也，析居各爨已数十年，不知有手足之义久矣。彬为兄，瞽而无子孙，彦辅于其垂亡之时，胁以官司，强以其八岁之孙荣哥为之后。越一年，彬死，而彦辅又兴户绝检校之讼。于是彬之妻阿陆心怀不平，但拨田八亩、会千缗、屋一所，给付荣哥，归本生家抚养，乃与其女百三娘削发为尼，弃屋为寺，盖欲绝彦辅父子并吞之计。彦辅复讼之，累经台府，陆兼佥所拟，固已曲尽其情矣。切详彦辅、阿陆不义之心，皆有可诛者。使彦辅果有爱兄念嫂之意，怜其绝嗣，思所以继之，以己之孙为兄之孙，本合理法，又能以骨肉真情委曲区处，夫岂不可，何为于彬之方殁也，又兴户绝之讼。盖彦辅本非笃天伦之爱，不过欲以其孙据有其家赀耳。是彦辅不义之心，失之贪。阿陆不胜其忿，量割田钱，塞其溪壑，宁出家弃屋而不顾，殊不知与其忿嫉，归之僧门，孰若隐忍，留遗夫后。楚人亡弓，楚人得之，妇人女子既不晓此，又有沈百三者阴嗾之。是阿陆不义之心，失之吝。诛二人之心，或贪或吝，固皆徇利忘义。就其中论之，夫人孰不有子孙之心也，阿陆一旦毁身为尼，毁家为寺，此岂得已，实彦辅父子有以迫之。今案官拟勒阿陆还俗，检校财产，别选族长主其家事，以俟荣哥出幼，却不许彦辅干预。此说固为可行，但阿陆年已八帙，其女又死，孑然一身，真无告之尤可怜者，若遽尽夺其出家之志，是增其忿而速其死，益足以快彦辅父子吞并之私矣。使阿陆尽绝尤氏之嗣，不立荣哥为孙，则不可。今既立荣哥，以绍其夫之后，又拨田亩钱屋以赡之，则所以为夫谋，为身谋，亦不得已而为此下策矣。除已拨田亩钱屋与荣哥外，欲告示阿陆，先竭力安葬其夫、其女，仍将见在田产，再拨一半，作尤彬赡坟田，令荣哥为主，不许典卖，目今权责付彦辅父子，为其孙主张，以俟出幼，于理亦顺。所有阿陆身既为尼，屋既为寺，应随身浮财及所馀一半田产，合从其便，终老其身。庶几安老怀少，生死各得其宜，否则八岁之孙，无所抚恤以俟其长，八十岁之祖母，无所依倚而速其亡，尤彬亦不安于地下矣，彦辅安乎哉？

宗族亲戚间不幸夭丧，妻弱子幼，又或未有继嗣者，此最可念也。悼死而为之主丧，继绝而为之择后，当以真实恻怛为心，尽公竭力而行之，此宗族亲戚之责之义也。近来词诉乃大不然，死者之肉未寒，为兄弟、为女婿、为亲戚者，其于丧葬之事，一不暇问，但知欺陵孤寡，或偷搬其财物，或收藏其契书，或盗卖其田地，或强割其禾稻，或以无分为有分，或以有子为无子，贪图继立，为利忘义，全无人心，此风最为薄恶。非特小人，如梁万三、阿曹等之讼而已，甚至儒衣儒冠，亦有此讼，太守甚窃愧之。今姑割决阿曹一事，以为薄俗之戒。刘传卿有一男一女，女曰季五，男曰季六，季六娶阿曹为妇，季五娘赘梁万三为婿。传卿死，季六死，季五娘又死，其家产业合听阿曹主管，今阿曹不得为主，而梁万三者乃欲奄而有之，天下岂有此理哉！使季五娘尚存，梁万三赘居，犹不当典卖据有刘氏产业。季五娘已死，梁万三久已出外居止，岂可卖占据其产业乎？既攫取其家财，后盗卖其产业，既占据其茶店，又强取其田租，至于刘季六之丧与其妻之丧，至今暴露而不葬，则悉置之不问，有人心者，何忍如此！刘仲高、刘季安虽为刘氏房族，往往或利于并吞，或利于继立，反左袒梁万三，以攻阿曹。阿曹自欲守节，则诬以改嫁，阿曹自有子春哥，则告以无子。或为子侄，不念同宗共祖，而反符合异姓，以凌灭孤寡，是诚何心哉！梁万三便合科断，毕竟尚是亲戚，未欲遽伤恩义，牒押一行人下朱兼佥厅，请根索刘传卿应干家业契书点对，其已典卖若干，其见存若干，如阿曹果能守节，而春哥又果是抚养之子，即将见存产置籍印押，责付阿曹管业，不许典卖，以俟其子之长。但于其间会计所费，给之资，速将其夫季六安葬，仍略支拨钱物，责付梁万三自葬其妻。所有梁万三已据占典卖田业，仍合理还，庶几天理人情，各得其当。如梁万三尚敢恃强，欺凌占据，即请申解，切将送狱研究，照条施行。仍榜市曹，以示劝戒。